经过近3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的既有增长模式，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尤其在当前，一直担任经济排头兵的东部沿海地区，在外部需求急剧萎缩的情况下，其高度依赖外需的外向型特色，已成为经济增长的烦恼。现在，中国经济非常有必要寻找一个契机，进行一次全方位、有系统、有远见的大调整。

　　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这个历史机会，可以说是不期而遇了。

　　在讨论这个大契机之前，有必要先看一看，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现象，一是春运，二是农民工就业，三是农村消费。中国春运是近30年来中国特有的人口流动现象。每年有数以亿计的人次，在春节前后大规模流动，成为举世罕见的一大景观。这中间，低收入农民工是主体。而农民工一年一度在城乡间的大流动，把一部分城市消费延伸到了农村。这中间反映出什么问题呢？

　　看一看与春运、农民工就业、农村消费有关的统计数字，可以发现，在城乡“二元结构”的格局中，中国经济的效率与效益，在许多地方都是值得探讨的。据铁路部门估计，今年春运光铁路部门就要发送旅客1.88亿人次，同比增长8%。而目前中国的农民工约有1.3亿，其中有2000万人现在失去了岗位。农村人口约为7.4亿，但消费量却只占5.7亿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

　　这一组数据透露的信息是有点苍凉的。一方面，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在沿海城市打工。这个群体基本上是技能偏低、收入偏低，主要依靠体能获得报酬的一般劳动力。在春节长假期间，他们很难在生活成本高昂的城市中逗留，只能把比重不小的一部分收入，花在回家的春运路上；另一方面，农村主要劳动力的大量外流，不仅影响了地区间的劳动力结构，同时也影响了农村的消费市场。使地区间的生产要素和市场要素的不合理配置更加严重。

　　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增强国力，利用低廉充沛的内地劳动力资源，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外向型经济，以获取比较优势，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这是一种必要和必然的历史选择。那么，在今天，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接近2万亿美元，在发达经济体已经出现大面积衰退、外部需求已经发生不可逆转的持续萎缩的情况下，更为关键的是，在大部分外向型企业已经陷入经营困境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如果不做及时调整，显然是不合适的。

　　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大量农民工失业、农村市场消费不足，以及部分沿海地区企业特别是外向型企业，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和库存结构恶化，一方面固然反映了当前经济面临的严重困难；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改变城乡间、地区间消费结构、生产要素结构不合理的急迫性。非常时期，需要非常手段，变危机为转机，以引领中国经济走上内外需兼顾、以内需为主的内向型发展轨道。

　　从去年11月推出刺激经济的“十大措施”，到今年1月起陆续出台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计划，这中间，把眼光由外部转向内部，开发广大内陆地区、农村地区的消费市场，利用多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手段，启动7亿多农村人口的消费潜力，正成为激活当前经济，并为下一步发展培育市场基础、建构新的生产结构、消费结构，布局未来30年发展新格局的重要战略。

　　尤其对占GDP三分之一、税收贡献超过37%的九大重点产业，正在实施的调整振兴计划，很明显地突出了以内需为主、以农村市场作为突破口的内向型发展新思路。比如，首份推出的汽车行业调整振兴计划，就特别强调了对农村汽车消费的财政措施。而在纺织行业调整振兴计划中，也特别强调了积极扩大国内消费，开拓农村市场的指导原则。

　　综合分析最近3个月来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一个明显信号是，中国经济的自主性调整步伐正在加快。这既是一次需要有效应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救急之举，更是一次需要重新评估国内市场，发现不同地区禀赋优势，优化资源要素配置结构的战略安排。

　　而新的发展战略一旦完善，并持久实施，必将对中国的区域经济结构、人口流动、乃至解决春运、农村消费与就业问题等都有直接影响。

　　人们常说，中国有13亿人，市场巨大、潜力巨大。包括世界500强在内的诸多跨国公司、国际企业，都看到了这一点，都非常重视中国市场。那么，中国的市场，到底是谁的？中国的市场又与中国经济的演化有什么样的关系？特别是广大内陆地区、农村地区市场，与当地就业、财税、社会保障，乃至当地的经济要素的配置有什么样的关系？都是在擘画下一步新的发展模式时，要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