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讲差异，东西方文化就存在根本的差异，这是亚洲最根本的课题。亚洲有责任深刻地研究自己的东西。”——郭建超

　　⊙本报记者 邱家和

　　在年前的《我负丹青——吴冠中捐赠作品展》上，记者见到了新加坡美术馆馆长郭建超。记得去年年初在采访曾梵志时，他曾高度评价新加坡美术馆为他举办的个展。那么，新加坡美术馆又会何获得吴冠中的垂青，接受了其最大的一批捐赠作品？始终关注亚洲文化特性的郭建超，又是如何看待亚洲艺术市场出现的“亚洲整合”的趋势的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对郭建超做了专访。

　　从吴冠中到张晓刚

　　郭建超表示，新加坡美术馆虽然将新加坡与东南亚艺术作为馆藏与研究的主要对象，但对中国当代艺术也情有独钟，不仅有吴冠中捐赠的艺术品，还在1999年办过中国当代艺术的群展，参展的艺术家包括张晓刚、方励君、岳敏君、刘炜等；2001年也办过群展，参展艺术家包括刘小东、方励君、苏欣平、郭晋等人。此外，还分别在2007年与2008年举办过曾梵志的“理想主义”与俸正杰的“本色”等个展。

　　说到这两代艺术家的共同点，郭建超指出了他们的创作所体现的东方的审美观点，比如对意境的追求等。即便是那些当代艺术家，虽然有强烈的表现主义的东西，但也有比较含蓄的表达方式，对质感有特别的体味，包括其笔法与色彩的运用，也与中国的传统绘画有关，有的也有文人的意境在。不过他强调，吴冠中在文革后提出形式美、人体美、抽象美，可谓开天辟地，有特别的意义。他出生于1919年，一贯对文化表现出强烈的关注，这是20世纪特有的现象。像他这样的艺术家走在时代的前面。学术界有关抽象、具像、形式主义等概念的争论相形之下都有局限性，都是从西方的角度所做的一般性的讨论。其实，用亚洲的审美观来看，写实不写实并不重要。比如印度的艺术也是强调心与物的交界，其中个人的表达最重要。具体的艺术手法可以是具像的，也可以是抽象的，但都已经过个人的过滤。

　　东西方文化存在根本差异

　　谈到在全球化时代出现的“亚洲整合”趋势。郭建超指出，后现代讲差异，东西方文化存在根本的差异，这是亚洲最根本的课题。亚洲有责任深刻地研究自己的东西。这种研究虽然会和西方的研究重叠，但亚洲不能只用西方艺术史的标签，可以采用那些暂时性的定义，但那只是为了方便讨论。在亚洲的现代化进程中有人只管向前走，这很不负责任。全球化会带来传统的解构，但真正的解构，还是需要研究各种文化之间细微的差别。

　　他还说，前不久温哥华出版的《艺术》杂志提出“后西方”阶段的说法，令西方学者十分尴尬。为什么会有这样极端的态度？有学者指出，其中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而他却要强调，民族主义不等于国家主义，这是对亚洲文化的责任。西方有一种指责：国家主义。如果把这个当作一个研究课题，有一种比较认真研究的态度，那就不能有“大中国”、“大亚洲”的意识。他说：“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价值是谦虚。如果保留这个传统价值，我们在国际上的讨论就有正面的作用。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出现了一些象征中国文化的符号，但我们要问的是，这些符号是不是中国的代表？”由此产生的问题是，个人对传统文化的了解下了多少功夫？这需要开放民主的态度，需要对宗教的了解，需要深度地了解对方。在亚洲的范围里怎么看西方？可以做也必须做的事很多。而中国与印度、中国与东南亚的比较，也都有许多工作可做。我们对西方了解很多，但是，做其他文化区如亚洲的研究特别重要，应该更积极地去做。

　　艺术不同于社会调查

　　郭建超指出，新加坡是一种多元文化，其核心的部分之一是中国文化。而从五四运动到今天，中国文化在新加坡走过的道路与其在中国本土所走过的道路完全不同。他认为，研究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在这种不同的历史进程中是怎么展开的，是很有意义的。正是本着这样的眼光，新加坡美术馆接下来还会做中国当代艺术家卢昊、方励君的个展。同时又会把新加坡艺术家林子平推介到中国，在中国美术馆做个展。

　　说到在“亚洲整合”中流行的“动漫现象”，郭建超强调，尽管是在动漫环境里，但是绘画是不会被消灭的。绘画作品会让观众静下来观看，如果能用动漫的语言表达非动漫的价值，有思想性，有文化批判的态度，有审美意义，那就有价值。但如果只是做社会调查，那么，艺术的提升作用在哪里？艺术有很多的可能性，有微妙的东西、人性的东西，那正是我们所一直追求的。

　　人 物 简 介

　　郭建超是新加坡美术馆馆长。他毕业于加拿大新科斯金艺术大学及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美术史研究院。主要著作有：《新加坡美术百年史——汇流》（新加坡美术馆1996）、《东南亚现代美术》 [与周雁冰合著]（广西美术出版社 2006）及多篇学术论文。郭建超于2002年获颁法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是多个国际视觉艺术大赛及年展，如福冈三年展及爱马仕韩国艺术大奖的评审，也是新加坡在圣保罗及威尼斯双年展的首个展览的总策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