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当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流量收缩造成的，而且表现为流量的持续收缩。经济学家都认识到，金融危机的前兆往往就是流动性的扩张速度过快，而其背后是全球的不平衡愈演愈烈。这又回到一个老话题上去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肯定需要需求管理的政策，扩大内需，降低储蓄率，但同时也需要改善供给的政策，加大结构重组的力度，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而针对产能过剩的重组政策，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也有特别的意义，不仅仅只是对付全球经济危机而言的。

　　从历史上看，经济的下降通常可能有两类原因引起。一类是生产性的存量（资本设施和人力资本的积累）遭受破坏。这样的事情往往发生在爆发战争或者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去年5月四川汶川发生罕见地震时，当地的工厂和基础设施被夷为平地，经济出现下降是理所当然的。而战争则不仅可能摧毁大量生产性设施，也会摧毁教育和研究的能力，降低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不仅直接导致经济的萧条，甚至从长远来说，一旦教育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水平遭到毁灭性冲击，经济的长期下降也不可避免，要想恢复起来更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只有德国和日本成功地从这种存量毁灭中恢复过来，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

　　但是，生产性的物质资本遭受毁坏虽然会导致经济的下降，却能为日后投资的扩张（资本的积累）提供了方向和机会。根据已有的经济学理论，由于资本积累的水平决定经济的增长能力，如果其他情况保持不变，资本积累的速度决定增长的速度。因此，战争和自然灾害虽然导致经济下降，但可能同时埋下了日后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种子。当然，经济增长的实现还取决于教育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恢复能力以及是否选择了正确的政策等等。

　　导致经济下降和萧条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货币和信用的收缩，或者叫流动性收缩。这类原因可以归属于流量而不是存量的萎缩。金融危机就是典型的信用收缩和支付危机，它也会很容易导致经济危机，损害实体经济的健康。

　　生产性的存量，包括生产设施和服务设施，要产生收入流量，必须要有收入流量的循环流转。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就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经济学家把收入流量的循环理解为经济的血脉，它的循环流动创造着经济的繁荣。在经济越来越被金融渗透和信用体系越来越发达的今天，流量循环的速度越来越快。它创造着越来越大的财富和收入。一旦由于某种原因导致流量的循环逐步或者突然放缓，流速越来越慢，那么经济在流量和增量上就会萎缩。在经济高度信用化和证券化的时代，流量的局部放缓和萎缩很快就会通过支付危机或者资产负债表的变化传染和扩散到整个经济肌体。经济大萧条就是这样造成的。

　　有意思的是，存量破坏导致的经济下降可能为日后的投资扩张提供机会，但流量收缩导致的经济下降却意味着投资机会的减少。因为货币、收入和信贷的下降无法支撑现有的生产能力和服务能力，产能是过剩的。所以，要恢复和实现后金融危机时期的经济繁荣，只有压缩产能和向流动性收缩的经济重新注入流动性两个办法。压缩产能即结构性改革或者重组，是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在短期，这意味着经济更严重的紧缩，更多的失业和痛苦。但是短痛之后可能形成长期的经济复苏和繁荣。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人似乎更愿意抱团取暖，他们接受了结构性重组的政府政策，很多大企业和银行破产倒闭，失业增加。但之后不久，世人就看到了，在所有遭受亚洲金融打击的亚洲经济体中，韩国成功地恢复了元气并迅速提升了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向流动性收缩的经济重新注入流动性，强行扩大信用和支付能力以匹配现存的产能，这当然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思路。由于在经济下降时期私人部门的收入下降和信贷萎缩，流动性枯竭，因此流动性通常要从公共部门开始注入，如果公共部门注入的流动性能把经济流量的循环带动起来，就有可能重新建立起经济的总量平衡。但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不是供给方的政策，对结构性问题，对生产率和经济的竞争力等在中长期发挥作用的因素没有关照，所以副作用会很大，而且还必然给政府和公共部门背上了日后需要偿还的巨大财政赤字与债务负担。

　　当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流量收缩造成的，而且表现为流量的持续收缩。经济学家都认识到，金融危机的前兆往往就是流动性的扩张速度过快，而其背后是全球的不平衡愈演愈烈。有经济学家的分析说，这个不平衡简单地说就是全球贸易不平衡导致大量的顺差去支撑了出超国家的信用创造。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全球的主要经济体都一致地采取凯恩斯主义的政策，那么，全球的储蓄率就会大大降低，到那个时候，这种由流动性过剩导致的全球危机就会很快演变成另一种流动性短缺的危机。

　　因此，这又还是回到一个老话题上去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肯定需要需求管理的政策，扩大内需，降低储蓄率，但同时也需要改善供给的政策，加大结构重组的力度，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比如，中国与美国的情况就不同。在美国，既然储蓄率这么低，如果完全依赖凯恩斯主义的需求扩张政策，那样会进一步使美国的储蓄率持续为负，债台高筑，所以白宫需要更多考虑供应学派的政策，加大结构性重组，改善生产率和竞争力。而对中国来说，储蓄率这么高，扩大内需的政策自然更有说服力。但是，结构性的政策，特别是针对产能过剩的重组政策，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也有特别的意义，不仅仅是对付全球经济危机而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