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 勇
在全球化时代的这场危机中，将没有哪个国家能实现V型反转，包括中国在内。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基本面因素显示出，中国经济确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具有一定免疫能力。或许最终我们可能会发现，中国经济下行的幅度更浅，而复苏得可能更早。
一个基本面是，与美国不同，中国经济的困难主要体现在实体经济上，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仍相对健康，这使得中国政府的政策着力点可以相对集中于短期经济增长。首先，金融危机固然导源于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泡沫，但金融衍生品无疑是这个泡沫的放大器。中国房地产市场也存在类似泡沫，房价跌幅并不小于美国市场，但金融市场却是稳健的，或者说是保守的，这就使得房地产价格的下调并没能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造成恶劣影响，去杠杆化的压力和调整期也要小很多。
其次，美国迄今为止，信贷市场仍然低迷，短期信贷市场在美联储的强力支撑下勉强运转，而资产抵押市场仍然是坚冰重重。中国则出现了与此相反的一番景象。在利率的下行周期中，债券市场空前活跃，近期商业票据贴现业务更是放量增长。活跃的信贷市场能够及时为中国经济复苏提供资金。而在美国，实体经济企稳需要以信贷市场恢复运作为前提。
再次，货币政策的效力大不相同。美联储已在执行并维持零利率政策，并通过种类繁多的金融创新工具向市场注入了大量流动性，但结果并不理想。我国的利率还有一定的下降空间，即便如此，信贷规模和广义货币供应量已大幅反弹。
最后，尽管饱受批评，但中国金融部门浓厚的政府色彩此时也成了市场信心的一个支撑，而现在美国则不得不考虑国有化金融机构的策略，以国家信用支持金融机构的信用。
另一个基本面是，在实体经济刺激方面，中国政策的短期有效性要远远大于美国，至少在应对实体经济下滑的措施力度和时效性方面，走在了美国的前面。在时效性方面，面对危机，中国政府选择的首先是救经济，而不是简单地救机构或者市场。美国花了很长时间，才将刺激经济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事实上，在经历了漫长的救市活动之后，美国才开始将部分政策精力放在实体经济领域。而当美国的经济刺激方案还在国会讨价还价时，中国的4万亿投资资金已经开始投入实体经济之中，并渐渐显效。
考虑到经济总量规模差距，中国刺激的手笔在总量上要远大于美国。如果把地方政府庞大的投资计划计算在内，美国政府就更是难以企及了。我们中央层面有4万亿的投资计划，地方还有10多万亿元的投资计划，而美国经济刺激方案中，总共也只有1500亿美元左右的直接投资资金安排。这是我们可以领先美国而率先复苏的重要支撑力量。理论上说，绝大多数政府刺激措施都会面临低效率问题，但在危机时刻，凯恩斯主义注定会成为救命稻草。只要政府能够调动起足够的资源，经济就能避免深度衰退。而在这一点上，中国拥有显而易见的比较优势。这是使得我们可以忘记美国衰退，保持适度增长的底气来源。
看看中美两国的实际经济表现，已经反映出了这些基本面的差异。与中国陆续见底的先行指标相反，美国楼市就业等数据仍在下挫。美联储18日将今年美国经济的增长率下调为－0.5%至－1.3%，而此前的预计为－0.2%至－1.1%。正是这样的政策导向下，今年的中美两国的经济表现仍可能部分支持另一个官方版本的脱钩预言：即中国经济应该实现率先复苏，也就是说，要领先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现好转。
可是问题在于，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投资和行业振兴计划成功实现经济复苏，那我们又把结构调整的难题留到了明天。而众所周知，中国现有的这种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有效地将经济增长与公众福利的最大化联系在一起。既然我们不大可能实现V型反转，那么，短期刺激政策有可能延长经济活动在较低水平运行的时间；甚至不排除政府主导型投资出台殆尽且全球经济仍未好转，从而经济形势再度恶化的可能性。实际上，美国的经济刺激方案从来没有把短期经济反弹当作唯一政策目标。经济刺激方案明确提出，目标是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同时也是在投资美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在这种导向下，7870亿美元的刺激方案中，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资金被用于基础设施投资，而大量的资金被投入到减税、教育、卫生、再生能源、环境、对弱势群体的转移支付项目之中，这些资金中有相当一部分起不到直接的刺激作用。
总的来看，中国经济可能先于美国好转，这是由危机蔓延范围和程度等客观原因决定的，但同时也有着政策面的主观原因。笔者这里想强调后一种原因。如果美国的经济刺激方案更加激进，并把更多的资金用在投资上而不是结构调整上，今明两年的美国经济会有更好的表现。既然美国的经济刺激方案尚且侧重结构调整和长期经济增长，那么中国的政策规划也应有所考虑。政府是不是应考虑将资源更多地下放到家庭，提高居民收入，改善社会保障呢？如果中国的普通家庭不能分享经济成长成果，尤其是国有经济成长的成果，那普通家庭就不可能有足够的收入去消费；而没有对社会保障的信心，中国人偏好储蓄的做法还会持续下去。虽然仅仅从短期经济增长来看，这些压低投资比重的政策无法发挥最大刺激经济效果，但无疑更符合科学发展的路径和模式。
凯恩斯说过，长期中，我们都将死去。我想，这句话给政策面的启示，不是我们应该只看重短期，而是说，如果从长期来看那些只是针对短期问题的政策，都是没有效率的。（作者系经济学博士、财经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