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骋骋

　　浙江财经学院金融学院

　　副教授 经济学博士

　　未来中国要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必须是保证国际收支均衡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没有国际收支均衡，也就不可能有中国经济平稳增长。如果中国在未来的几年内仍然外部严重失衡，那么内部均衡也将受到严重威胁，最终要保证无通胀下的充分就业，以及高速的经济增长都将是困难的。

　　看来，我们需要更换一下思路。

　　按照西方货币理论，经济政策一般都有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与国际收支平衡四个方面的目标，但这四个目标的重要性不一样，而且提出的时间也有着先后之别。

　　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西方还处在金本位制下，各国信奉“自由放任”原则，在当时的人们看来，维持货币稳定及物价稳定，是各项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1929年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震撼了世界，之后凯恩斯《通论》问世，系统提出国家调节经济的理论，以解决失业问题，从此，充分就业成为经济政策的又一个目标。二战后，世界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纷纷摆脱殖民统治，需要大力发展本国经济，各国政府将促进经济增长当作主要目标。到了60年代，国际贸易迅速发展，但当时在推行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之后，各国普遍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国际收支日益恶化，于是相应提出了平衡国际收支的目标。

　　以上可知，西方各国的经济政策目标遵循着“币值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这么一个发展脉络。但是这四个目标往往存在矛盾与冲突，无法同时实现。比如，当经济增长比较快速之时，就业增加，收入水平提高，结果进口增长就很快，导致国际收支状况恶化。而要消除国际收支逆差，则需要压缩国内需求，财政货币政策一旦紧缩，又会引致经济的衰退，导致失业增加。

　　在这四大经济政策的目标中，国际收支平衡往往被放在最后一个位置，甚至常常被忽视。在国际收支平衡与其他目标发生冲突时，政府往往以牺牲“国际收支平衡”这项目标以求得其他目标的实现。但随着全球化水平的不断深入，如果一国的外部均衡难以实现，反过来又影响内部均衡的目标。我国最近的经济状况正是如此。这几年，我国一直保持巨额国际收支双顺差，外汇储备大幅度增长，这就形成“流动性过剩”，导致“内遇通胀、外遇人民币升值”的双重压力，经济增长也受到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国际收支在绝大部分年份都保持了“双顺差”。但这种“国际收支双顺差＋高速经济增长”的组合是不可持续的。不光不可持续，而且在目前这个环境下已经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所以在2006年底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必须把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作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任务”。

　　尽管政府已经深刻认识到需要实现在保持国际收支均衡条件下的经济增长，但国内外情况复杂，从最近两年看，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搭配使用，在保证内外均衡的目标上并没有收到应有效果。从理论上讲，既要实现国际收支均衡，又要保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本来就十分困难。而在许多有影响的增长理论中，包括哈罗德（1939）和索罗（1956）模型，以及众多的“新增长理论”则都是一个封闭经济的模型，在他们那里，从来就没有将国际收支作为一个内生变量来考虑。

　　1979年，英国肯特大学的Thirlwall提出了“国际收支约束下的经济增长理论”，他本来用“国际收支约束”来解释各国不同的经济增长率，但他的这一理论框架也给了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保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种思路。Thirlwall认为，一国长期的经济增长率等于出口增长率与进口产品的收入弹性之比，即g=x/π，其中x表示该国的出口增长率，π表示进口的收入需求弹性，这就是“Thirlwall定理”。按照这个理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低增长率是因为出口增长率低、进口需求弹性太大造成的，所以形成“低增长＋国际收支逆差”的格局。而我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却是由于出口增长率太高、而非进口的收入弹性太小造成的，所以呈现经济高增长与双顺差相伴随的局面。

　　在Thirlwall等经济学家看来，一国的经济结构不同，进出口产品的需求弹性各不相同，由此造成国际收支的不同表现，所以一国的国际收支问题本质上是经济结构问题，内部经济结构的失衡就会表现为外部失衡。按照他们的理论，一国要实现国际收支均衡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并非不可能，只有改变生产结构和产品性质，由此增加出口增长率，并减少进口收入弹性，这就能够在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又能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如果依据传统的国际收支平衡手段，如支出增减政策、支出转换政策（汇率贬值），却无助于从根本上改善国际收支失衡。

　　具体运用到双顺差的中国，如果我们要保证国际收支均衡条件下的可持续经济增长，现在最要紧的是提升产业结构与调整经济结构，而所有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应该围绕着这一点来展开，而不是单纯地扩大出口（及投资）。

　　看来，这才是下一阶段中国面临的真正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