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独立于人身之外的自然现象，并不受人类各种陈述的影响，因而人们可以将其当作纯粹的客观，置于自己的观察、分析研究之中。但社会现象则无论如何都不行，因为，研究者本身就是社会的一分子，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难以分离。

　　所以，就社会科学理论或思潮而言，主流者，未必是真理。但只要成为主流，就会成产生难以想像的力量，而不管这种力量的后果是否是灾难性的。无怪乎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舒尔茨教授总结说：“主流社会思潮塑造着社会的制度化秩序……并且，业已建立的制度的失灵反过来会改变社会思潮。”

　　而那位号称“哲学天才”的维特根斯坦则一语道破：人类生活的实质，其实是一种语言活动。萨特则直接将其一本童年自传体著作取名为《词语》。凯恩斯在他那本传世之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结束语中说：“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早些晚些，不论是好是坏，危险的倒不是既得权益，而是思想。”

　　思想者，无非是一些有着严密逻辑体系并学术化了的说法而已。尽管思想可以成事也可以败事，但没有思想，断不会成大事，或者持续成事。仅从这一点上说，我非常欣赏余秋雨对晋商成败的分析。这位没有专门学习过经济学的文化学者，对促成历史上晋商成功的四大人格素质的总结并不亚于优秀经济学家或管理学家的分析：坦然从商、目光远大、讲究信义、严于管理。特别是，在分析晋商最终趋于败落的内在原因时，他的结论更是突出了思想的重要性：

　　“他们奋斗了那么多年，却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能代表他们说话的思想家。他们的行为缺少高层理性力量的支撑，他们的成就没有被赋予雄辩的历史理由。严密的哲学思维、精微的学术头脑似乎一直在躲避着他们。他们已经有力地改变了中国社会，但社会改革家们却一心注目于政治，把他们冷落在一边。说到底，他们只能靠钱财发言，但钱财的发音又是那样缺少道义力量，究竟能产生多少精神效果呢？而没有外在的精神效果，他们也就无法建立内在的精神王国，即便在商务上再成功也难于抵达人生的大安祥。”

　　也正因如此，我非常赞同经济学家林毅夫在2007年走上国际经济学界顶级讲坛马歇尔讲座时，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体发展与转型成功的原因概括为“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其中的根本因素是思潮”。

　　二战之后，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占主流的社会思潮是，要想加快发展、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就应当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实际上，劳动力与自然资源才是这些经济体的比较优势，无论是人力资本还是物质资本均是劣势。但这一主流思潮却极大地左右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主流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执政方针。因而现实中，这种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不仅没能增加经济体的剩余，促成技术和产业升级，反而建起了大量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导致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甚至经济和社会濒临崩溃。韩国、中国台湾与中国香港等经济体，由于逃脱了这一主流思潮的影响，从其比较优势出发，优先发展那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对外开放弥补本土对资本密集型产品之需，待经济剩余积累到有力量和条件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时，才集中资源对资本品进行“进口替代”，从而造就了大量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技术和产业选择不断长级，到八九十年代时大大缩小了同发达经济体的差距。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资本主义胜利论”成了国际主流社会思潮，集中体现为激进推进市场制度建立的所谓“华盛顿共识”，主张转型应是一种短时间内“宏观先行”的“休克疗法”。但受这一主流思潮左右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转型，却遭遇了长时间深度衰退。现在看来并不成功，诚如林毅夫所言：“只有休克，没有疗法”。倒是中国和越南，选择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非主流转型路径，遵循比较优势战略，先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在不断开放的过程中，引进外资，扩大进出口贸易，推动技术和产业升级，从而实现了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取得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成功。

　　可见，无论从大处看，还是从小处讲，在社会事务中，人们的说法都不可忽视。一个人或者小群体，应努力寻求逻辑严密而成体系的说法，对于零星而散乱的说法，一则慎言，二则慎听慎信。一个国家，应允许多种说法充分碰撞而辩论，特别是应当尊重那些个体和基层的创新及由此演化而成的说法。对于非主流的说法或思潮，不宜过早下结论。对思潮的识别和遵循，不应以主流与否为原则，而应看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意愿，能否符合比较优势，是否会带来积极的社会效果。唯有如此，才不断有“思想的解放”和新思想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