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旺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奥巴马雄心勃勃的新政政策一出台，欧美股市应声而落。这种集体无意识的集中反应，无疑对白宫新政投了否定票。因为事情明摆着，只要美国新政府无法及时建立起与全球各国分享成果的共享、共有、共创新的新经济秩序时，世界经济不可能真正走出危机，美国经济运行也才会正常，厂商生产、居民消费、政府的政策就无法协同有效。
让我们来稍稍看看制约奥巴马“新政”多种因素。
先看美国居民的消费乘数有多大？面对金融危机下的减税政策，会否出现较高的消费乘数。确实，在经济繁荣时，美国居民通过信用透支，超过收入倍数地透支消费，因此，当时的美国居民确实是在“消费乘数”下高消费。但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仅金融领域投资在去杠杆化，居民消费也因为居民的信用下降出现去杠杆化。如果说，金融投资去杠杆化导致了流动性萎缩，从而加剧了虚拟经济的危机程度，那么消费去杠杆化，将迫使实体经济的危机因为种种原因消费信心和消费信用的下降而出现负消费乘数现象，即减税后“增加”的收入不大会再用信用透支而会保持家庭的“流动性”而持币现象，即使商品价格下降，居民也不大可能如中国家庭因为前期的储蓄而“抢购”。
然后看美国厂商的投资乘数有多大？在美国居民的消费行为因为信心下降和信用下降出现负乘数效应时，美国厂商不大可能因为国家的投资计划而扩大其投资乘数，因为厂商的信心也因各项经济指标特别是消费价格指数的下降而下降。美国国会为了美国利益而附加的“爱国条款”，即使对部分如钢铁厂商的短期利益有利，却损害了美国作为自由经济体的自由贸易的品牌与信誉。在世界经济因为虚拟经济发达而一体化的时候，在世界经济振兴的信心需要全体一致行动的时候，此类爱国条款不过是贸易保护主义最为恶劣的样本。占有世界产业分工体系高端的美国经济，如果还要与加工制造为主的新兴国家在钢铁等行业进行贸易保护主义形式的竞争，实质上阻滞了新兴经济体的反危机努力。在技术、设计、品牌、渠道等占尽优势的美国，一方面防备发展中新兴国家在其危机时对技术、设计、品牌和渠道等收购，一方面又对制造业设置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壁垒，以求将危机甩给他人。这实际在明白无误地告诉世人，美国的危机因为美国政府的短视而无法在近期结束，或者说，美国的金融危机因为美国的自我保护新政而可能加剧。
股市好坏直接关系美国居民的财富升缩，决定了美国居民的消费信心与消费能力。在消费信用已萎缩的条件下，股市下跌所带来的消费信心下降，必然导致美国终端产品市场的萎缩，因此，即便施行“爱国主义”条款，也无法让美国厂商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而产生投资乘数倍增。
再看能否出现就业创造就业的就业乘数？自2008年1月以来，美国就业人数减少350万，为1939年开始编制就业数据以来的最大年降幅。新政计划能否为美国保住和创造约350万个工作岗位，以扭转就业形势恶化导致的消费信心不足，还值得观察。就业增长与业绩增长只有在经济复苏和繁荣阶段可能是同向的，在经济危机下，厂商的本能行为是裁员以降低费用。因此，美国政府的就业增长计划在强大的工会力量的抗衡下，如果无法因为销售增长导致业绩增长，业绩增长导致经济扩张，就业乘数就无法出现。更何况在金融业危机短期无法扭转，在政府、工会、厂商、居民的四角关系中，单纯的政府意愿又怎能达成？自认代表低层居民利益的奥巴马政府，只得寄厚望于推行类凯恩斯政策，全力扩大政府投资，以此拉动民间的投资需求，从而求得投资乘数的放大效应。但经济发展客观的规律恐怕要让奥巴马政府失望，即使加上使用美国钢铁等条款，工会还是以其本身的职责所在，不会牺牲就业者的利益为前提而让厂商提高效益，特别是居民的消费乘数无法启动的背景下，厂商的信心下降，必然导致就业岗位乘数的下降。如此，在奥巴马政府的四年任期内，出现就业推动就业的大繁荣景象不大可能出现。
最后看世界经济的前景即危机时间究竟有多长？在全世界陷入由美国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危机的时候，需要各国政府与全球资本同舟共济，一起用力将经济从危机的漩涡中拔出来。现在美国政府想享受拔河胜出的成果，却不想在拔河时使力，推卸重振市场信心理应承担的国际经济义务，却希望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承担超过其实力的国际义务。如此，新政的目标与效果又怎么可能不适得其反呢！
美国既然享受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所有利益，就应当承担起与利益对称的国际义务，重塑其金融信用体系，特别是让发展中的新兴国家享有其经济地位相当的发言权。只有在承担义务、分享成果、协作分担的国际经济金融新体系下，才能走出美元独大造成的全球经济失衡进而导致危机来临而无法及时应对的局面。（作者系资深证券分析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