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经济形势有目共睹，金融危机已导致美国、欧元区与日本三大经济体集体陷入衰退，中国外需大幅下降，国内消费需求迟滞，以公共投资为主体的投资需求如果不能有效带动消费需求，其效果必将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连续下调世界经济预期增长率，最近，岌岌可危的东欧经济更使得欧元区雪上加霜。我们应给予关注的是，东欧经济的危局给人更深的警醒在于，新兴经济体在这场肇始于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中绝不可能独善其身，不可能存在所谓“脱钩”现象。

　　由此，我们想到了中国，怎么办？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走的是一条增量改革、渐进式改革的道路，政改和经改皆是如此。容易的都改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面对这些存在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硬骨头，我们如何改？

　　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已完全不同于三十年前。当初，凭借着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资源优势（如土地），中国迅速成为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世界加工基地。在此过程中，中国人均收入迅速提高，人力资本特别是农村人力资本有了较大幅度的上升。

　　同时，区域差距、城乡差距、经济与社会的不平衡、国内开放与国外开放的不平等、人与自然冲突的加剧等等，使得我们已有的发展模式面临巨大挑战，那种低效率的以自然资源为主要投入要素、面向海外的经济增长模式已无法维系。此时此刻，全球性金融海啸不期而至。

　　在以经济全球化为主要特征的世界大转折背景下，中国正深刻地经历着经济大转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社会大转型（由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逢此金融海啸，实属不幸。如果能由此不幸中看到我们今天的发展中所固有的顽疾和隐藏的恶险，并能制定切实可行的改革措施，走出一条以中国数千年优秀文化积淀为支撑的中国特色的国家发展模式（不仅仅限于经济发展模式），当属不幸中的万幸。

　　针对当前金融海啸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国家出台了以加大公共投资力度为主要内容的针对性措施，并提出了振兴十大产业的措施等。

　　我们认为，就我国当前发展现状来说，经济危机的冲击既表现为当前的失业率上升、收入下滑，又表现为居民对前景预期的担忧。应对危机，加大政府投资确为必要，要害的是，数万亿甚至数十万亿的天量投资，所要解决的不仅仅是当前的问题，更要为今后长期的发展奠定必需的基础。我们认为，公路、铁路、机场、港口等物质资本投入十分必要，但就我们的国情来讲，教育、文化、医疗、社会保障等人力和社会资本更是亟待加大投入。

　　资本的概念，由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物质资本（主要是劳动、土地、资本和技术，技术资本仍然依附于物质载体，仍是广义的物质资本），发展到包括舒尔茨的人力资本在内的概念。但是，人力资本的增强，不仅依赖于个人的天赋，更依赖于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结构和家庭背景。其中，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结构和家庭背景既可以不依附于物质实体，也可以不完全依附于个人。由此，资本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第三次得到延伸和扩展，社会资本成为资本的重要构成元素。而大量实证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对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一个大国来说，支撑起成为一个大国的重要保障，里外有三层，最外层的是物质储备，中间层为人力储备，内核为文化储备。不仅仅是为应对危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仅仅要关注物质储备的增加，因为钱投下去肯定会有产出，哪怕是凯恩斯的地洞。更为关键的是通过教育、医疗、社会保证等渠道提升的人力储备的增加，以非制度因素出现的作为凝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粘合剂的文化等因素的发扬光大。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投入增加，不仅仅能增加现实的需求，更能在很大程度上稳定居民的预期。社会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预期的稳定。

　　我们应抓住这次难得的机遇，借危机促改革深化，充分运用三十年的物质成果（充足的财政收入，庞大的外汇储备），加大对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投资，既能够摆脱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纷争，又能够切切实实地稳定居民预期，提高消费比率，真正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为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下坚实的基础。（作者单位：中央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