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实
培根有言：“一个人如果从肯定开始，他必然以疑问而告终；但是，如果甘愿从疑问开始，他将以肯定而告终”。在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时，对主流观点多点疑问，多点再思考，似乎不无裨益。比如，政策救助真的“多多益善”吗，多元化真是“势在必然”吗，全球化真将“戛然而止”吗？
虽然没有马克思以“怀疑一切”为箴言的底气，但像笛卡尔一样以“怀疑为方法”，也许能够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加深对这些主流观点的认知。
第一点，美国经济真的“一无是处”吗？看上去，作为次贷浩劫的发源地和震心，美国经济全方位步入泥沼，2008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率已被调降至-6.2%，创27年新低，主引擎消费萎缩4.3%，造成了3.01个百分点的GDP增长损失，今年1月失业率已升至7.6%，创16年新高，不出意外的话，4月底世人将看到-7%左右的首季增长率，那时候美国经济经历的本次浩劫将从核心维度上真正超越大萧条以来的全部12次衰退，而且届时17个月的持续期正好盖过大萧条后最高纪录的16个月。
但同样重要的是，美国经济会不会比其他经济体更糟糕？且不说同样的2008年第四季度，欧元区经济增长的-1.2%为有统计以来最低，日本的-12.7%也是35年来最差，就从深层次结构角度看，危机中的美国经济还有诸多被习惯性忽视的亮点：其一，美国经济具有周期独立性。这个世界上没有比美国更美国的地方了，经济复苏的“美国梦”同样只存在于美国，在发达经济体中，只有美国经济可以仅仅依靠自己，当然，也只能依靠自己走出衰退、创造复苏，而在美国真正复苏之前，欧洲和日本都很难真正拥有改变衰退命运的机会，因为从经济推动要素的对比看，只有美国经济对贸易的依赖程度是最低的。
其二，美国经济具有结构要素弹性，这为结构调整奠定了更为有利的基础。相比欧日，美国宏观层次的政策调整和微观层次的行为方式转变更加迅捷。例如，欧洲央行的政策弹性就远不如美联储，特里谢去年7月曾自以为是地升息，如今在缓慢降息的同时还对通胀风险念念不忘，而伯南克无论是在降息力度和工具创新上都行动迅速；就个体而言，美国人消费模式的快速转变也令人吃惊，今年1月5%的个人储蓄率较前一个月份骤然提升了1.1个百分点，幅度明显高于欧日，虽然这种调整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阵痛，但也会引致更快的结构要素再平衡。另一方面，美国劳动力市场相比欧日具有更大弹性，在危机引发资源再配置的过程中，美国更容易实现产业转移和更替。日本1月失业率较前一个月反而有所下降，这倒不是因为就业率在上升，而是沮丧的日本失业者正逐渐离开就业市场，放弃继续寻找新工作，这不仅给社会保障增加了负担，还降低了危机中新兴产业发展的人力资本支持。欧洲的高福利和工会强权不仅增加了企业危机中的压力，还限制了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所需要的产业收缩与再调整。
其三，美国经济具有更强的政策稳定性。确实，奥巴马新政的一系列政策有很多缺陷，但很大程度上人们对其苛责有余是因为之前对奥巴马期望太高。奥巴马的个人魅力依旧无可匹敌，这为政策稳定性维持和政策有效性、针对性增强创造了条件。欧洲的政策不稳定性源自其作为统一货币区独有的结构性尴尬，由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统一，当危机给区内经济体造成大小不一的冲击之时，其各自为政的救助政策很难实现合力，在相互博弈之中，其整体和个体的救助政策都随时可能发生较大变化。日本的政策不稳定性则源自其政局不稳的现状，受“醉酒门”等负面事件的影响，麻生政府的民众支持率大幅降低，这不仅导致现任政府在心态变化之余可能做出有失理性的政策选择，还加大了未来政局突变导致朝令夕改的可能。
那么，美元贬值真将“不期而至”吗？这个观点本身可能完全正确，但关键问题就是无可挑剔的观点反而容易麻痹思维。未来很长，重要的不是美元会不会贬值，而是美元在何时才会贬值。从彭博系统提供的预期结构看，大多数市场主体认为2009年年内可以看到美元拐点，早一点的认为第二季度，晚一点的认为下半年，美元就会由于1.75万亿的财年赤字和积弱不振的经济数据而重回熊途。但从对美国经济的第一个怀疑出发，美元贬值时点的论调可能需要从两方面深入思量：一方面，虽然就连美联储3月5日发布的黄皮书也预期美国经济2010年前难言复苏，但横向比较表明其他发达经济体的状况可能不会比美国好上很多，特别是不太可能先于美国复苏，基本面的对比给美元提供了部分支撑；另一方面，美元和黄金在危机中的避险作用进一步凸显，且呈现越来越强的排他性，由于2009年危机难以见底，美元在动荡环境中的重要性依旧会给美元提供另一份支撑。因此，对于美元未来贬值这个诱惑性的观点，多一点深入思考是必要的，毕竟这一观点能够衍生出太多意义深远的其他战略选择。
（作者系金融学博士，宏观经济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