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国际金融危机，成了中国经济实施“内需”型战略调整的催化剂。从最近几个月的政策变化和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看，中国经济明显加快了以内需为主的结构性调整步伐。这一重大转变，不仅顺应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为下一轮增长打开了新路，也为产业界、金融界、投资界，创造了许多新的机会。

　　那么，从哪些方面可以发现，以内需为主的结构性调整正在明显加快呢？

　　首先，将需求目标转向国内，特别是将扩大内需的目标，转向消费已有基础、需求潜力巨大、消费水平正在提高的广大内陆农村地区。这一政策导向，充分利用了中国经济回旋余地大的特点，不仅能够有效化解当前一部分企业面临的经营困难，而且也打开了国内需求的新天地，同时对治理前30年积累的一系列结构性矛盾，也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

　　最明显的标志是，家电下乡、汽车下乡，以及现代物流与消费服务下乡。在去年秋天外需急剧下降的情况下，政府及时调整了经济政策，对广大农村地区采取财政补贴的办法，鼓励消费升级。此举，一则为部分外向型企业赢得了调整经营方向的时间；二则让利给农民，对启动农村市场带来了助动力；三则对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改善，特别是消费习惯的转变，有深远影响。

　　近30年来，由于城乡经济非均衡化发展，城乡居民不仅在收入分配上差距越拉越大，在生活习惯和消费品质上距离也越拉越大。现在，通过财政和金融手段，补贴和支持农民消费，不仅直接施惠给农民，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而且也有利于打通城乡经济的往来，创造新的商机和就业机会。使中国经济走出前30年由点到线的发展模式，进入由线到面、城乡一体、全面提升的新阶段。

　　其次，将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地区布局，作了更明晰的安排，尤其是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思路的提出，以及进一步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加大农业补贴、提高农民收入的保障性措施。这一系列政策安排，不仅对广大内陆地区的经济社会安全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有实际帮助，同时也将对内陆地区居民的未来收入与消费结构，产生持久影响。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关于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一些新提法。在今年的政府报告中提到，东部地区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增强更高水平上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时，要抓紧研究制定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具体政策，制定和实施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显然，东部与中西部地区“腾笼换鸟”的产业转移，将改变中国的产业分布版图。

　　而“三农”问题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始终占有特殊位置。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大幅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大幅增加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公益性建设项目的投入，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适时启动主要农产品临时收储政策，进一步增加对农业的补贴。这些政策措施其意义已超越了“三农”范畴，对稳定社会预期、激发农村消费、有效扩大内需，有很强的保障作用。

　　此外，在社会保障与改善民生方面，今年提出，要集中力量办一些关系民众切身利益的大事实事，让民众得到更多实惠。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努力建成覆盖全国城乡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初步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这些政策的实施，一方面，有利于增强城乡居民的消费信心；另一方面，也给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相关产业部门，创造了大量需求，带来了新的商业与就业机会。

　　由此观察，正在实施的“内需”型经济战略调整，在以最直接的方式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严峻挑战的同时，也给中国经济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世界经济格局经过这番洗礼即将逐步形成的大背景下，成功实现转型，开辟了新的道路。

　　而中国现有13.28亿人口，其中，城镇人口6.07亿，农村7.21亿。按去年城乡居民在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占比计算，目前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只是城镇居民的三分之一。试想，如果人口相当于整个欧洲的中国农村居民，其消费水平能提高三分之一，会释放出多大的需求。而“内需”型经济战略的深入实施，无疑为这股需求的洪流打开了闸门，其效果诚可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