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湘源
创业板“即推”还是“不急推”？在两种声音的激烈对撞之际，有关部门本已替代了“适时”的“随时”，不期然而然地变成了“择机”。这显然不是没有原因的。
中小企业盼望创业板，资本市场也需要创业板，走出金融危机更需要创业板。但在新股发行制度尚未改革之前，当推出创业板也就意味着暂停半年之久的IPO将重启的时候，为了当前市场的稳定，就不能不慎重考虑可能的负面影响了。
金融危机把什么事情都推到了缓不济急的地步，但事情再急，也不是可以把改革停一停让一让的理由。一次危机中的短线思维常常是下次危机的伏笔。为了防止短期行为带来的长期困境，解除燃眉之急固然重要，举一反三的改革更重要。很多时候，改革，才是既妥善化解当前危机，又从根本上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的最好办法。
金融危机其实也是对人们思想的极大冲击。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不行了，是不是意味着还是中国特色的计划经济行？美国的银行重新选择“国有化”，是不是说明中国的经济体制非但不再需要改革，而且还需要重新让位给“国进民退”？跟30年来改革的方向相悖的改革思路的这种回潮，显然是很危险的。
其实，美国的问题，并不是出在经济周期性衰退上，而是监管的过度放松让虚拟领域的自由市场经济太杠杆化、太自由了，以至于有了少数金融高管和精英分子过度透支纳税人利益的自由就没有了国家和民众保护自己资产权利的自由。相比之下，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得以保全，恰恰是因为30年来的改革开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改革让我们离国富民强更近。这就是我们的改革观，毫无疑义，也将是我们战胜金融危机的最有力的法宝。
由于资本的积聚能力和经营活力大大降低，经济增长受到极大阻滞，大规模动用国有投资当然是见效很快的方式，但是，相对于4万亿投资来说，更具魄力更有深度也更有长远意义的市场化改革，才有可能更好地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撬动比4万亿更多的社会资金，尤其是民间资金的投资积极性；更好地促进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发现和对接市场机制，对于提升整个经济体系的效率和活力，才是更有力的推动。
同样的道理，发挥央企在国有经济发展中的顶梁柱作用，并不在于数学模型上的“做大做强”，而是在于理顺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在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和谐协调，在于资本市场适合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在于给民间资本一个参与国有资产重组国企改革的机会。
回过头来看，嗷嗷待哺的创业板不是受制于市场无“渠”，也不是受制于市场无“水”，而主要是受制于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新股发行制度改革究竟为了什么总是改不下去呢？为什么“新老划断”成了划而不断，为什么老问题没消除又带来新问题，这些现实的拷问都再清晰不过地说明，市场定位不对头，利益倾向不公平，新股发行制度再怎么改也不过是利益输送游戏。
毫无疑问，对于那些有资格享有人无我有的“注资”和“增持”特权的企业来说，是没有危机感可言的，而没有危机感的改革则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充其量不过是既得利益的锦上添花。这也正是近年来的某些改革变得不再那么生气勃勃那么锐意进取那么深受大多数民众拥戴的原因所在，新股发行制度改革也不例外。危机是对改革的倒逼，改革在很多的时候常常是逼出来的，危机感也可以说是最为强大的改革原动力。当前而言，最最深切地感受到危机的，是正在金融危机的风口浪尖拼命挣扎的中小企业，那么，救中小企业也就是救经济，打破行政垄断也就是救经济，改革也就是救经济。这么说，可以说一点也不过分。
中小企业对于激活市场要素的诉求与创业板对于新股发行制度改革的倒逼，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不是偶然的。这正是危机需要改革、危机倒逼改革、危机推动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不是吗？中小企业活得越艰难，越是说明金融危机对包括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的我国整体经济并不是没有冲击而是影响极大，同时，也就越是说明，无论对于我国的金融机制、资本市场制度还是整个经济运行体制来说，都不是只需要“维稳”而不需要改革。
触及各方利益倾向的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是绕不过去的。在中国证券市场，只有更加生气勃勃更加锐意进取的改革，才是化危为机的契机。
值得庆幸的是，有关方面正在对此积极推动，相信真正契合市场各方利益，保护中小投资人权益同时又是遵循市场规律的新制度安排即将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