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2 月底奥巴马政府抛出的新一轮金融业救市方案中，其目标与布什政府方案的最大不同点在于，新方案更多关注了金融业的有形权益股本指标，亦即所谓的 TCE(Tangible Common Equity) ，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奥巴马政府首先采取对银行业特别是巨型银行进行极端情形下的压力测试，对于压力测试所得出的能够维持的最低限额资本与现有资本之间的差额，要求银行在限期（ 6 个月）内以私人股本融资方式补足，否则美国政府将以强制发行可转换优先股的形式向银行注入国有资本，并在一定期限（ 7 年）后不能得到赎回的情况下强制转换为普通股本。

　　随后，美国政府对花旗和美国国际集团（AIG ）均采取了将原有的优先股变更为可转换优先股的政策，并将价值数百亿美元的优先股转换为普通股本以向花旗和 AIG 提供新的资金援助。尽管由于国有化因素导致了金融业个股的股价在短期内的急挫，但这一举措减轻了新一轮资产减记浪潮的压力，为金融业保持稳定提供了强有力的缓冲作用。

　　那么，为什么奥巴马政府更多关注金融业的有形权益股本指标，而不是像布什政府的 TARP 计划一样以提供政府贷款和担保的方式推行金融业的拯救计划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普通有形权益股本是金融业冲减损失的第一条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条防线，尽管在核心资本指标上，普通有形权益股本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但对于各种信用评级而言，这个部分具有的是相较其他核心资本类型更为重要的比重，在大量资产减记不断发生之时，保有相当数量的普通有形权益股本就显得十分重要和紧迫，为了避免因普通有形权益股本落入导致评级下调的区间而引发新一轮的资产减记，在金融业无法获得私人资本注入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必须通过某种方式来增加银行的普通有形权益股本。

　　其次，TARP 计划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尽管政府向金融业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是却不拥有投票权，无法主导金融业对于资金的运用，从而引发市场对于金融业的道德争议。最突出的就是接受救助的金融业利用救助资金发放高管和员工奖金，例如 AIG 在受救助后出现的高管旅游等事件让美国民众深感愤怒。这让美国政府意识到，如果政府只是注资而不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存在着相当大的道德风险，很可能会使注资成为一场流入金融业高管口袋的游戏。

　　再者，虽然美国政府官员拒绝谈论金融国有化问题，并一直称其为最差也是最后的一个选择，但显然，在目前的金融业和实体经济进入相互影响的负向循环之时，只有掌控金融业的话语权，才能避免银行因为种种自身因素惜贷，致使实体经济无法得到必要的资金的状况，这一点，从美联储连续降息试图提供市场流动性，但大量银行机构却宁愿主动维持高额超额准备金储备，而不愿意将资金投入企业之中可以得到证明。因此，在新的金融业拯救方案中，政府通过设定一个悲观场景下的最低目标资本维持数额，强迫无法满足条件的金融机构接受政府的资金救助，并对接受救助的金融企业采取各种限制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对其的话语权，将能够更为有效地发挥货币政策的效用。毕竟，从中国的经验看，一定程度的银行国有化，将会有助于政府货币政策目标的快速传递。

　　由于市场投资者目前越来越关心普通有形权益股本指标，美国金融业也试图通过各种途径来维持这一指标处于一个较高水平，其中之一就是削减普通股和优先股的股息，富国银行等就是这样做的。但这一做法的负面影响亦显而易见，减少股息支付往往导致长期持有公司股票的投资者因股息收入减少而被迫采取出售股票方式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平，这对于公司股价构成了相当大的压力。同时，减少股息也被视为公司财务状况恶化的重要信号，在一个悲观情绪蔓延的市场中，这种信号的传递，显然会增大公司的股价下行的压力。

　　美国政府和投资者越来越关注普通有形权益股本指标，可以视为在悲观的金融环境下的一个保守举措，但同时也对国际市场金融业风险管理提出了新的课题。在以 VAR 为主体的评判体系下，极端的市场状况往往会令这种建立在概率风险理论基础上的评价体系失效，而当这种市场状况影响到几乎所有金融机构之时，风险叠加放大，就会使原有的风险管控体系和制度完全丧失其应有效果。因此，可以预见，在这一轮的金融危机过后，整个金融市场的风险管理体系必将面临一次深刻的变革。在某种程度上，回归于最原始的一些标准也许是最为安全的。

　　(作者为东航金融控股金融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