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东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用包括商品性消费、服务性消费等在内的最终消费占GDP比率计算的中国消费率，尽管在过去30年里基本是持续下降的，到目前已不足50%，而且，如果剔除政府消费增长因素，居民消费率下降的幅度更大，但从今后长期趋势看，中国的消费率很可能是逐渐回升的。这决定了中国消费市场的良好发展前景，消费行业特别是其中的服务性消费行业的投资机会增多，投资收益将会稳步上升。
不管私人部门，还是政府部门，其收入不是用于消费，就是用来储蓄。储蓄剩余，意味着一国投资及其形成的产能，除了满足国内消费，还有相当一部分用于满足国外消费需求。当国外消费需求突然大幅下降时，就像这一年多来的情况，产能过剩即刻显露。相对于过剩的产能，本土消费需求的滞后和不足就变得异常突出。如果国外消费需求不能很快恢复，就必然会淘汰相当部分产能，从而投资下降，经济增长下降也就难以避免。为了抑制经济增长下滑，提振和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就成为宏观经济政策设计和实施的核心。这正是眼下中国面临的形势。
人们可以举出很多导致过去30年中国消费率持续下降的因素，但最主要也最根本的因素，在于工业化、产权改革、分配机制和人口。
高速推进工业化的过程，必然是大规模快速增加投资的过程。在资本稀缺的条件下，除了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最主要地还是靠国内投资。这要求一定增长水平的储蓄率。过去30年不断上升的储蓄率和投资，在对外贸易不断拓展的过程中，从两头挤压着国内消费率向下走。为建立市场经济目标所推进的产权改革，在使绝大部分人因失去“国有单位保障”而变得对未来非常谨慎并相对缩小即期消费的同时，也使少数人陆续拥有了财产及其经营的部分或全部产权，这部分人的储蓄与投资倾向不断扩大。但由于产权改革初期阶段的相当不彻底，及其改革过程中的不透明和不公正，社会收入分配加速向少数人集中；加之为了提高国家对经济增长的主导性，以及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之需，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起，新增社会收入更多更快向政府集中，这都使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受到削弱。另外，“计划生育政策”加快了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家庭也骤然小型化，连同缺失的社会保障体系一起，使得“储蓄养老”代替了传统的“养儿防老”，进而助长了储蓄率的提高，也缩减了家庭部门相对其收入的消费开支率。
然而，从现在展望未来，也正是这三个因素，决定着中国将经历消费率逐渐上升、储蓄率逐步下降的过程。
虽然距完成工业化目标还有一段路，但有关中国工业化已达到中期阶段甚至中后期阶段的判断，还是有着历史和现实依据的。这可以从发达国家工业化中后期的经济增长率、资本有机构成、人均收入水平、资本与劳动力相对价格的变动中看得出，也可从中国现实经济世界观察到。而历史昭示，一旦工业化达到或越过中期阶段，投资的增长速度将趋于下降，制造业在国民经济的相对份额趋于稳定，而服务业增长加速，消费市场变得活跃，消费率在储蓄率下降的过程中迎来回升。
尽管中国的产权改革任重而道远，但无论是农村土地制度，还是国有企业股权制度，也不管是从人们的意识形态上看，还是就法律制度建设而言，以拥有全部或部分财产权的产权改革推进，已经深入到各种竞争性和市场化领域。日益广泛并加速的产权改革，也会使越来越多人在拥有财产权的同时，逐渐扩大财产性收入的份额。这无疑会使越来越多人的收入更加多元和稳定。这意味着消费能力的增强，消费支出水平的不断增长。
当然，已变得相当突出的扭曲的社会分配机制，阻碍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和优化，并极大地影响着社会稳定。对此，全社会已形成较为普遍的共识。虽然利益格局的改变，分配机制的调整，从来都是最困难的，但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为了维护社会持久的稳定，政府自始至终都在坚持调整和优化分配结构的政策，在税收制度、财政支出制度、土地收益分配制度、国有经营性股权收益分配制度等方面，已经做出并将继续做出一些可能的调整。这些调整，在可预期的将来，在居民收入、企业收入和政府收入增长的相对格局中，会产生一些对居民收入的补偿性增长效果。尤其通过政府财政主导的社会保障投入的增加，应该会推动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进展。这些调整和进展，对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率，无疑是有帮助的。
再有，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人口红利高峰时代即将过去，也使得储蓄率不再进一步增加，消费率不再进一步下降。老龄人口相对集中性大规模增加，劳动年龄人口的大幅度下降，致使全社会依靠原有储蓄的大规模养老性消费支出陡增。这意味着，一方面新增储蓄相对减少，另一方面原有储蓄不是被用于投资，而是被不断提出来消费。加之，中国城市化在今后一段时期必将加速推进，也使消费特别是服务性消费需求快速增长。如此一来，焉有消费率不上升的道理？
可见，即便没有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冲击，由储蓄率不断上升转向消费率不断上升，也将是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只不过，这次金融危机加快了这一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