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立
对于下月初即将在伦敦召开的G20峰会，世界各国给予了高度关注，世人一方面关切“制造”了这场危机的美国会拿出什么样的积极救助方案，另一方面，也很关切其他经济体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毕竟，在过去近一年的时间内，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经济体）应对危机的对策实在是乏善可陈。本周一，由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与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联合主办了一场题为“通往伦敦峰会之路”的研讨会，研讨的核心就是这次G20峰会可能产生的结果和影响。
在这次研讨过程中，大家对于正在“死灰复燃”的贸易保护主义格外关注，并普遍表示担心，就连事前预计可能代表英国立场的英国驻华大使馆经贸参赞邓肯先生，也在开场讲演中多次提到新贸易保护主义可能给全球经济复苏带来的危害。不过，与会专家们似乎更关心贸易保护对贸易对方带来的危害，却没有人注意到贸易保护更可能阻碍实施保护一方经济复苏的事实。我借着下半场自由讨论的机会表达了我的观点，但显然没有引起大多数在场经济学家的认可。
我知道，我的理论基础完全“背叛”了凯恩斯主义框架下的国际贸易理论。按照经济学家们的理解，一旦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实施贸易保护，受害最深的无疑是原来与之相对应的贸易顺差国（比如中国），其中的机理也不复杂：就拿中国和美国来说，美国的贸易保护将使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大量减少，进而出现产能过剩、产出减少、失业增加，甚至部分企业破产等一系列问题，从而使经济下滑；而实施了贸易保护的美国则恰好相反，会出现产能释放、产出增加、就业增加，从而使美国经济走上复苏之路。但在我看来，这实在是经济学家（或者贸易保护政策制定者）的一厢情愿。
其实，凯恩斯主义对经济复苏的理解是大有疑问的。按照凯恩斯学派的观点，经济复苏就是产出增加、产值提高，就是经济部门在政府财政计划刺激下的红红火火。但是，经验一次次告诉大家，这种美好的幻想几乎就没实现过，不是政府不努力，也不是企业和家庭不配合，而是幻想的基点出了问题。
金融学始终强调，经济的好与坏取决于其价值的高低，而非产出的多少。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国家（比如中国）GDP数据不断增长，但经济发展却时好时坏的现象。按照金融学的这个观点，经济复苏的实质就应该是经济体价值的提高，而非产出的增加。自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经济都在下滑，但人们看到的其实是产出的下滑，而比产出下滑更严重的是经济价值的流失。造成价值流失至少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净产出减少，但这只是表面；二是市场资本化率提高。两者的合力对经济的影响比我们看到的，要严重得多。
表面上看，提升经济体价值的手段应从两方面着手，就像上面提到的，一是增加产出，二是降低市场资本化率。但仅仅增加产出就能实现价值提升吗？我的回答是：不会！因为，产出增加对价值的影响必须通过市场资本化率来体现，当产出的效率低于市场资本化率时，价值不但没有提升，反而会进一步下滑。这也就是凯恩斯主义一再失效的根本原因。
市场资本化率，不是人为的结果，它是市场预期和市场风险的函数，而预期和风险又恰恰与经济体效率紧密相关，只有提高效率才能降低资本化率。由此看来，效率就成了经济复苏的关键了，一方面它影响了产出的意义，另一方面也影响了产出的价值，所以，经济复苏的根本应该是效率的提高，而非其他。
回过头来再看贸易保护，它究竟是提高了实施者的效率呢，还是降低了实施者的效率？尽管不能一概而论，但从一般意义上理解，即使鼓吹贸易保护的人也无法证明本国的经济效率会在保护状态下有所提高；而从实证意义上讲，那些需要保护的本国产业其实恰恰是效率偏低的产业（这一点可以从其处于竞争劣势中得到证明），如果这些产业在贸易保护的大旗下重新获得本国的资源配置，那只能使本国的效率进一步降低，从而加速本国经济价值的下滑。
当然，那些被贸易保护主义“坑害”的国家在短期内将会是痛苦的，经济发展依赖力量的突然下降，以及国内失业和破产的压力骤增都会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遇到巨大阻力，短期下滑（包括产出下滑和价值下滑）都是不可避免的，这肯定是负面的东西。但是从长期来看，剧痛之后往往是新生，如果这些国家能及时调整发展策略，积极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大力发展本国核心技术，同时重新培育本国市场，那么，最终结果一定是被逼出来的经济效率的提高，并最终以价值的提升表现出来。到那时，到底谁能从危机的泥潭中率先复苏不就很明确了吗？这正应了中国先哲的那句名言：祸兮福之所倚也。
（作者系哈尔滨商业大学金融学金融工程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