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政府动用1700亿美元予以纾困之后，美国国际集团（AIG）不思反省，执意向其高管支付巨额奖金。此事一出，全球哗然。美国总统奥巴马不仅叱其“贪婪”， 而且认为，此事关系到美国的“基本价值”。奥巴马如此愤怒，是有道理的。因为华尔街闹出的这场金融灾难，不仅重创了全球经济，而且也暴露出更为严重的商业伦理与道德危机。

　　现在，围绕AIG奖金问题，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AIG等金融机构捅出了天大的娄子。政府为稳定金融市场，不得已动用纳税人的钱，前来救助。而肇事者不仅不加收敛，反而要“依约”领取奖金。真不知道要奖什么，对纳税人如何交代。为此，奥巴马要求其财政部长采取一切合法手段，阻止这笔资金的发放。而美国检察系统，也已向AIG发出传票，介入调查。

　　另一派认为，政府是否有权废除AIG与员工签署的协议，涉及到一系列法律问题。如果政府宣布合同无效，废除AIG与员工达成的合约，就是破坏契约，有可能引发更大的恐慌，给美国经济招来更大麻烦。因为其他企业可以有样学样，寻找种种理由，单方面撕毁与员工的合同，逃避法律责任，使市场经济的法律基础--契约的严肃性遭到破坏。

　　AIG的问题，看似两难，其实典型地反映了这场金融危机，在商业伦理与道德方面的重大缺陷。即，利用各种复杂的金融工具，牟求金融机构乃至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把不断叠加的金融风险推给社会，推向广泛的社会群体；无视这种财富博弈并不能创造真正的价值，反而会扰乱正常的经济秩序；只对具体契约负责，无视金融系统对整个社会以及经济运行的道义责任。

　　看看现实，这种损人利己的情况并不少见。不仅金融业如此，其他暴利行业也好不到哪里去。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一些专业机构，利用其霸权地位、信息不对称优势，或者话语权优势，以及相关制度缺失或缺陷，置公众利益于不顾，置他人损失于不顾，动用各种手段，牟取巨额暴利，已成为这一时代的典型病症。更不用说，采取非法手段谋财害人的行径了。

　　由此而论，对这场金融危机的反思，仅从金融系统本身找问题，是远远不够的。更进一步，从全球生产领域、贸易领域，从经济政策、经济思想层面找问题，也不一定看到问题的深层根源。那么，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其实，不必冥思苦想，回头看看太多违反常识的现象，就可以明白被许多被“经济学家”吹得神乎其神的当代经济是怎么回事了。

　　远的不说，看看我们这里的情况。这几年，占据各类财富排行榜的中国富豪，主要都出自哪些行业？都是通过什么方式，在那么短时间内，拥有数以亿计的资产？以富豪榜上人数最多的房地产行业为例，在2006、2007等年份，一些城市的房价，不是以年增长多少来计算，而是以月增长、周增长多快来计算。姑且不论其他问题，仅就疯狂的房价而论，无疑是一个城市的商业成本和生活成本的灾难，是对一座城市及其居民竞争力的扼杀。

　　再看一些高垄断行业和金融业，其权利与义务、贡献与分配之间的不对称、不成比例，也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比如，一些享有专营权或专有资源的企业，无视这种权利实际上是属于全体人民，是全民利益的托许，是要回馈于民的，而把这种权利当作牟取本部门利益的工具，以致相应的价格体系严重扭曲。又如，一家上市金融企业的高管，可以自己年薪数千万，而把一大批社会公众投资人套得死死。现在，通过上市实现暴富，正是个别经营者的好梦，而对社会公众的义务，只是纸上美言而已。

　　一场国际金融危机，把曾经施放在那些金融巨头身上的光环剥离殆尽。贪欲的极度、手段的极致，以及道德的缺失、商业伦理的寡薄，不仅是少数贪婪者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以金融业为例，这里要问的是，金融到底是社会公器、是有助于实体经济和社会公众财富保障的公器，还是制造经济动荡，为少数机构、少数人从社会公众手里攫取暴利的私器？从经济学的历史看，经济问题从来就和社会伦理有密切关系。只有从公平正义、从社会道德与商业伦理这个层面查问题，才能找到化解这场危机的最后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