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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需要重新定义和创造“股东价值”
    2009年03月25日      来源:上海证券报      作者:黄湘源
      在某种意义上,比金融危机更严重的可以说就是商业伦理和道德危机,其中,也包括“股东价值”的危机。韦尔奇的所谓“股东价值”,脱离了经济价值创造的本源。但是,简单地全盘否定“股东价值”,也很不可取。我们需要的是积极的批判和扬弃。现在,应该是到了对“股东价值”重新定义,重新明晰,重新维护,并重新创造的时候了。

      黄湘源

      曾经那么激动人心的“股东价值”如今被丢到一边去了。就连有过“股东价值之父”称号的杰克·韦尔奇这位前通用电气CEO也说:“股东价值是世界上最愚蠢的想法”。

      其实,即使是在韦尔奇的“股东价值”盛极一时的时候,对其的质疑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很早的时候,主张“彻底摈弃股东价值理论”的伦敦商学院教授苏曼德拉·戈沙尔,在其去世后发表的文章中就曾直截了当地质疑:“股东价值真的那么神圣?”全球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的董事总经理伊安·戴维斯也曾非常不客气地把“股东价值”比作“鸡肋”。

      1981 年,时任美国通用电气董事长兼CEO的韦尔奇在一次题为“在缓慢增长的经济中快速发展”的演讲中宣布,通用电气再也不会容忍低利润率、低增长率的部门。他对华尔街的分析师说,通用电气“将成为拉动国民生产总值前进的火车头,而不是挂在最后的宿营车”。韦尔奇的这番讲话,被认为标志着股东价值运动的开始。实现收益的持续增长和股价的不断攀升,不仅成了韦尔奇的成绩单,而且也使他和通用电气成为这场运动的明星。在其后20年中,韦尔奇领导通用电气完成了993次兼并,通用电气的市值从130亿美元一路攀升到最高时的5600亿美元,并连续9年保持增长超过10%的纪录。

      但是,让人惊奇的是,韦尔奇并没有提出过概念非常明晰的股东价值理论。笔者认真阅读了他和夫人苏茜·韦尔奇合著的那本名重一时的《赢》,非但没有找到对应的答案,反而发现,韦尔奇的价值观非常奇怪。他将价值观描述为引领人们到达目的地的行动,并说:“在这里,我宁愿放弃价值观一词,而用‘行动’来代表它。”换言之,韦尔奇的价值观是非常实用主义的,所谓“股东价值”,其实不过是实现目标的手段。

      为自身规模的过度庞大和国外竞争的日趋激烈而苦恼不已的美国公司的股东们,尤其是机构投资者,非但没有从流行一时的代理理论中找到让人放心的感觉,反而还不得不时常担心:大权独揽的经理人会不会不受市场纪律的约束,谋求与股东利益不一致的目标?股票持有者从个人投资者转向共同基金、养老金和人寿保险公司的这一变化在使代理学派鼓吹的公司接管得以成为现实的同时,也使股东对其所持有股票的公司的利润产出尤其是市场价值的追求,拥有了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无法比拟的集体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韦尔奇的实用主义价值观被一拍即合地理解为应运而生的“股东价值”理论,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正所谓“成亦萧何,败亦萧何”。“股东价值”成就了美国的经济,美国的金融,美国的牛市,但以“股东价值”为支点的杠杆也造就了疯狂的金融,过度的透支,以及牛市走向反面的转变。在学术界、咨询公司和投资者的欢呼声中,越来越多的公司效仿韦尔奇,试图通过挑战历史甚至是挑战自身现状来实现持续增长,以取悦华尔街。会计欺诈、收购狂潮、利润操纵,泡沫泛滥,到“后来彻底成了‘能人炮制数字’”,走得越来越远。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终于不仅断送了美国金融和经济的繁荣,也彻底粉碎了美国人的“股东价值”梦。

      其实,如果非要说“股东价值”有什么“愚蠢”之处,应该不仅在于“它对近期目标的重视超过长期战略”,而且,还在于企业关注的重心脱离了经济价值创造的本源。    

      股东价值的失落,所反映的不但是企业发展战略的迷失,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对企业可持续发展更为不利的一场严重的信任危机。如果“股东价值”,无非就是“CEO从一个高峰攀上另一个高峰,股东则从一个深渊奔向另一个深渊”,那么,越是在当前整个经济体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急切地想找到摆脱短期主义负面影响新途径的时候,也就越是无法让人相信,那些促成了当今混乱局面的企业精英们不需要同自己的过去彻底决裂,也不需要根本变革那种问题机制,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引导企业走出危机。在某种意义上,比金融危机更严重的可以说是商业伦理和道德危机,其中,也包括“股东价值”的危机。

      但是,简单地全盘否定“股东价值”,也很不可取。一个企业并没有高高在上遗世独立的“股东价值”,并不表明“股东价值”的可有可无,更不表示可以随心所欲地无视其存在的权利和漠视其维权的需要。

      在经历了“股东价值”梦的破碎之后,我们需要的并不是消极的否定和颓丧,而是积极的批判和扬弃。现在,应该是到了对“股东价值”重新定义,重新明晰,重新维护,并重新创造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