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重
中国社会科学院某研究所的一位研究人员，几天前在一个公开场合表示，“中国社会科学院一直在努力阻止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提高”，而且逐一“批驳”了要求提高起征点的理由。
这个态度，是否就能代表其所属单位的倾向？我不免怀疑。如果确实可以代表的话，这是令人惊异和费解的。这种努力，究竟代表了一种怎样的关切！
这位研究人员反对提高起征点的理由之一，是个税纳税人“工薪者占30％”，比例不高，不能有效扩大内需。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提高起征点，可以降低纳税人的总体税负，增加其个人可支配收入，肯定可以提高有效需求，且不论能提高多少。问题是，即便暂时提高不了内需，就不该提高起征点么？
其实，恐怕根本就没有几个人会真的认为，提高起征点能刺激内需。拿内需说事，是选错了靶子。首先需要搞清楚的是，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高低的标准是什么？
“起征点”不过是个俗称，准确的说法是“免除费用额”。它的意义在于，不让个人所得税影响纳税人以及所赡养的家庭人口的基本生活。免除费用额的标准，正是纳税人和其所赡养的家庭人口的月生活费。
二十多年前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时候，国内居民的起征点是800元，彼时大部分人的月工资不过几十元，800元的起征点是足够了。现在，个人的收入当然增加了不少，可是，生活费似乎涨得更快，比如房价和房租、食品的价格、车票价格都翻了几番。现在的起征点2000元，在一些小城市尚能勉强维持基本生活，在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靠2000元维持日常生活，实在是够呛。再说，老百姓的基本生活水平应该是不断提高的，起征点应该把这个考虑在内。
所以，至少，在较大的城市，提高起征点是必要的，客观地说，在这些地方，个人所得税已经影响了不少纳税人的基本生活。至于扩大内需，更是缘木求鱼。
这位研究人员反驳的理由之二，是如果提高起征点，将“大幅度降低个税征收额”。这个理由更奇怪，个人所得税本来就没有什么保证财政收入的功能，不过是为了社会公平而已。我国的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主体税种的基本税率都高于国际可比水平，很少有国家在征收较高增值税等间接税的同时，还征收较高的企业所得税等直接税。换句话说，依靠这些主体税种，中国财政收入已经有了非常可靠的保证。最近几年财政收入的超常规增长，使得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迅速提高，国民收入过快向政府集中。
财政收入有较大幅度降低的必要，这也是保证内需，推动经济增长的战略考虑。尽管当前有金融危机的冲击，财政有增加支出之必要，可是，这一方面可以通过发行国债等间接手段来解决，另一方面，这是非常时期，不是常态。就税制结构来说，确有调整降低整体税负的必然性。
该研究人员反驳的理由之三，是“提高个税起征点并不能有效解决贫富差距”。这就有点可笑了，有多少人认为单凭一个起征点或者个税，就可以有效解决贫富差距呢。如果可以的话，那么，在个人所得税制度比较完善的美国，应该早就没有贫富差距了。
不过，不能不承认，适当提高个税起征点，将大部分穷人置于个税之外，确有缓解收入差距之效。而让最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有所提高，是检验一个社会公平的标杆之一。
这位专家还说，把焦点集中于起征点，将为未来实行分类和综合征收相结合的个税制度埋下祸根。这就有点危言耸听了。难道因为未来要实行这个“相结合”，就可以容许现在的起征点侵蚀人们的基本生活？将来实行新的征收办法，自然应该有新的起征点的规定，到时候再确定不迟。但不管怎么规定，保证个税起征点不影响纳税人的日常基本生活，这一点是无论如何不该变化的。
据我所知，这个相结合的办法，已经热闹讨论了好多年，至今也没见到实行的苗头。因为现今国人的收入来源越来越复杂，我们的税务机关即使配备了高科技设备，恐怕也没有能力把这些渠道弄清楚。
最后，这位专家还说，要“暗暗使劲”，“提高税收能力”。可是，我们的税收能力，已经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了，包括这个起征点就属于这位专家说的“暗暗使劲”之列，继续使劲的话，公平恐怕就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因此，个税改革不管涉及多少方面，根据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分别确定个税的起征点，已经是当务之急。我相信，绝大部分地区将在现有水平上有所提高。就连税收主管部门负责人都出面澄清误会，认为起征点有提高空间。作为研究部门，为建立更公平和谐的社会计，就别再做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阻止”性努力了。（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融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