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宪容
不久前，2009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在北京召开，会议主题是“国际金融动荡中的中国发展与改革”。也就是说，在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安的条件下，中国经济将如何发展与深化改革。
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论坛上总结了前几年中国金融监管的宝贵经验。他表示，中国银行业之所以能躲过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一劫，就在于中国银行业的主管部门在几年前就已高度警惕国际金融市场风险了。
在两年半、三年前，当几乎所有的人都沉浸在金融创新和充沛流动性的兴奋之中时，中国银监会早已预料到金融市场存在着风险，并及早防范由不当金融创新、尤其是衍生产品所引起的流动性风险。同时，又调整了一系列监管政策，如多次向国内银行业提示风险，要求它们在经济上升时期采取严格的防范风险措施，有效隔离风险的跨市场传递。当国际金融海啸冲击世界各国银行时，中国银行业却成了最大的一片绿洲。
这绝非是溢美之词。在一定意义上，恰恰反映了中国银行业的现实状况。可以说，这也有力地保证了中国经济能走出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与经济困境。
我们可以看到，国际金融海啸的突然而至，全球都在积极寻求针对国际金融海啸的应对方式。比如，在国际金融海啸发生后，中美两国政府都十分关注金融市场中出现的流动性紧缩问题，并采取了相应的应对之策。其中，美国政府采取的方法是向银行体系注资，并采取了“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增加市场的流动性；中国政府则把货币政策基调由“从紧”改为“适度宽松”，并下调各种利率等。尽管中美两国在应对政策上看上去有点相同，但政策的实际操作结果却迥然不同。
从美国的情况来看，据美联储的数据显示，2008年9月的基础货币为8000多亿美元，2009年1月的基础货币已提高到1.7万亿美元，但银行业的货币乘数反而从9倍左右下降到5倍不到。也就是说，尽管美联储已向银行业注入了大量流动性，但美国银行业的放贷量却始终没有增加。商业银行的信贷无法解冻，让美国的企业陷入了资金紧缺状态，反过来又促使企业的贷款违约率上升，商业银行更趋于惜贷，导致美国整体经济及金融市场陷入了一个“死循环”的恶性怪圈。
但中国的情况却不是这样的，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一调整，即货币政策由“从紧”变为“适度宽松”，商业银行的信贷就开始快速增加，甚至出现了信贷快速增长态势。从2008年11月开始至2009年2月，中国商业银行信贷增加了人民币3.94万亿元。商业银行信贷的快速增长，不仅推动了国内整个投资的快速增长，而且也让一些大中型企业获得了大量的信贷资金。从现有数据来看，截至2009年2月底，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迅速下行的风险正在逐步减弱。
为什么同样是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中美两国会出如此现截然不同的局面与结果？这不仅体现在两国经济及金融市场的条件不一样，而且还在于两国面对金融风险时监管者的认识与采取的政策措施也不同。
近几十年来，美国已发展成为一个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体，而金融业又主导了美国的服务业。由于此次美国金融危机是从金融业开始的，然后才蔓延到实体经济。因此，对以金融业为主导的美国经济而言，国际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的伤害是十分严重的。
在美国，银行业的产权基础是相当明晰的，银行风险完全要由自己来承担。当美国不少大型银行受金融危机重创之后（比如持有大量的MBS、CDO等有毒资产），投资损失导致其核心资本金严重受损，它们不得不减少放贷的额度，以减少核心资本的风险。同时，美国银行业发放信贷的贷款质量开始急剧下降，导致不少中小银行的坏账不断上升，不敢向企业进行放款。
还有，国际金融危机为什么对美国的银行业及金融体系会如此造成严重的伤害？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国际金融危机摧毁了美国金融市场的信用基础及以证券化为主导的运作模式。因此，注资或让金融机构国有化并不能化解美国金融危机，问题的核心是要重建美国金融市场的信用基础。如果美国金融市场的信用基础无法确立或重建，那么要恢复美国金融市场的功能是不可能的。目前，缺乏这种信用基础，是美国银行业面对的一个大问题，这导致了银行不敢再把贷款放出去，企业又不敢向银行借钱。
在中国的情况则全然不同。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是以实体经济特别是以制造业为主导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和影响自然很大，特别是欧美经济衰退导致中国的订单迅速减少，近几个月来中国的出口迅速下降，2009年2月更是下降了25%以上。但是，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冲击却是十分有限的。这里，既有中国金融市场开放有限有关，如中国资本项目下还没有完全开放，也与中国金融体系是以国有银行为主导、政府对金融业监管等有很大的关系。
以国有银行为主导的中国金融体系，尽管它的产权基础、市场化程度、运作模式及监管制度等都存在着诸多不尽如意的地方，特别是这种金融体系的缺陷所导致的低效率是随处可见的，但在应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上却“因祸得福”。也就是说，中国国有银行的这种劣势反而成了中国金融业规避风险的一种方式。因此，受政府管制过多的中国银行业此次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外在冲击并不是太大。比如说，中国银行业购买美国证券化资产的比重并不高，它们在美国的业务量也很小，这些都成为中国银行业规避风险的有效方式。
这样的金融体系，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在监管部门的严格要求下，进一步强化了中国银行业的信用基础。近几年来，不仅中国银行业的经营业绩大幅上升，而且潜在风险也进一步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政府的管理与政策一放松，信贷扩张就成为各类商业银行的最佳赢利模式，信贷的快速扩张也就势成必然。特别是在这种信用模式下，由于商业银行的信用仍然存在着国家的隐性担保，加上银行体系的赢利工具比较单一，因此，只要信贷管制一放松，商业银行以较快方式扩张信贷规模的动力也就越强。
比如，在2008年9月，在国际金融海啸爆发后，中央立即对货币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即由从紧的货币政策转向宽松的货币。自货币政策调整以来，国内银行业的信贷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银行信贷呈现超快增长态势。可以说，信贷快速增长已超过4个月，特别是2009年1-2月份的增长速度更是惊人，银行信贷增长规模达到2.69万亿元人民币。有观点认为，这种增长是在增加规模与控制风险之间寻求平衡。因此，这种信贷的超快速增长是合理的，而且是可持续的。
尽管如此，我们仍要对银行的信贷风险认识有一定的前瞻性与预见性。中国银监会最近表示，正在密切关注国内银行信贷的快速增长问题，并将采取一些新的政策来降低银行业的潜在风险。比如，对要求放开第二套住房贷款的信贷政策，监管部门一直坚持其政策底线。如果这样的话，中国银行业就能够在保证经济增长与风险防范之间找到比较好的均衡点，并能确保在中国不会发生下一波的国际金融风险。
不过，面对国际金融市场的震荡，面对中国银行业信贷的超高速增长，主要监管部门应采取较为保守与谨慎的态度。否则，当第二次金融危机发生时，我们就难有机会躲过这样的危机了。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