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末，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德国技术合作公司与越南中央经济管理研究院在海口共同主办了以“增长与改革——国际金融危机下的亚洲新兴经济体”为主题的国际论坛。与会专家认为，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亚洲新兴经济体应跳出经济看经济，既要调整经济政策，也要改进社会政策，注重以积极的社会变革缓解经济压力。

　　⊙夏锋 张娟 甘露

　　社会重建在反危机中上升到前所未有的地位

　　与会专家认为，此次金融危机不仅波及经济领域，也对社会领域产生了重大的冲击。经济与社会问题交织，对社会重建提出了全面而紧迫的要求。

　　1、应对危机应更加注重“双防”。与会专家认为，亚洲新兴经济体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既要防止经济全面下滑，又要防止社会问题加剧。例如，亚洲新兴经济体去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拖累，经济增长下滑到7.8%，IMF预测今年经济增长5.56%，增速比2007年减少近一半。与此同时，亚洲新兴经济体内的社会问题也愈加严重，突出表现在企业生存困难，失业率上升。

　　据越南有关调查，2009年，近40%的企业可能破产或停产，31%的企业表示会面临更多的困难但仍能克服；17%的企业将仍有发展，但利润会降低。企业发展困难直接导致失业人口增加。截至2008年末，越南大约有35万人失业，这一数字估计到2009年会增加到100万。

　　2、扩大内需需要良好的社会基础条件。有专家认为，这场危机是由美国的金融危机引发的，但中国所遭遇的危机又与美国有所不同，美国金融危机中最核心的那些要素在中国几乎不存在。美国发生的是由房地产泡沫和金融泡沫引发的金融危机，在中国发生的主要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生产过剩危机，经济增长面临的压力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由于城乡、地区、贫富差距过大，基本公共服务不健全，低收入群体和农村居民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不足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增长的突出因素。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扩大内需就很难取得实质性突破。走扩大内需的道路，需要通过基本社会保障为广大社会成员提供一个良好的未来预期，解决扩大消费支出的后顾之忧，扭转“高储蓄、低消费”的倾向。另一方面，政府要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相关制度安排，防止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转化为权利和机会的不平等。

　　3、以社会重建跨过经济大“坎”。有专家指出，在相关的条件创造出来之前，生产过剩危机几乎是必然的现象。上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的发生就是因为美国跨越不过这个“坎”而发生的。当前，扩大内需更重要的是要为新的消费模式的形成创造制度性与结构性条件。例如，相应的城市化过程；消费信贷等金融支持；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中产阶层逐步发育等条件。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这一进程又和经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同时发生，实际上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任务--社会重建。只有消费持续增长所依赖的社会条件形成了，生产过剩的危机才会真正成为历史。

　　反危机的重要任务之一是防止社会问题对经济问题的反向传导

　　与会专家认为，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下，首先要关注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的关联性和转换机制。正如建立防范国际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的“防火墙”一样，针对当前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也要尽快建立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双向传导的“防火墙”。

　　1、由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引发的社会运行不确定性急剧扩大。有专家指出，市场中的不确定性总是存在的，但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市场运行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了，由此引发社会运行的不确定性会随之急剧扩大。一是消费的不确定性扩大，对于没有储蓄和平时消费依靠工资的工薪族而言，一旦失业，生存问题马上就会到来；二是失业的不确定性扩大；三是社会心理的不确定性扩大，在欧洲一些国家表现得非常明显。因此，在经济刺激计划实施的同时，尤其要注重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及时地遏制经济、社会中的不确定性迅速扩散，减少社会运行中的不确定性，集中化解公共风险。

　　2、采取积极的社会政策，防止经济压力与社会问题的双向传导和相互强化。与会专家认为，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是防范危机的反向传导过程以及由此形成的恶性循环或“内生型金融危机”。

　　其中，反向传导有两个最主要的环节，一个是实体经济危机向金融危机的反向传导，另一个环节就是社会危机、社会问题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反向传导。一方面，经济危机通过失业、市场价格波动等环节，对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生活造成重大影响；另一方面，由此形成的社会问题也会通过降低收入、抑制消费以及不稳定的社会心理等机制反向传导给经济，导致危机加重。因此，化解压力必须密切关注社会动态，防止经济压力和社会问题的双向传导和相互强化。

　　把构建社会安全网作为反危机中的大战略来考虑

　　最近几年，中央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新的社会政策并取得重大进展，但总体而言仍存在着分配结构不合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仍然不到位等问题，这是形成“国内消费不足、产能相对过剩”的重要原因。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结构性问题蕴含着较大风险。

　　化解经济压力，不仅要调整经济政策，也要进行社会变革。短期内，应采取积极的社会政策，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把构筑社会安全网作为防止经济压力与社会问题的双向传导的大战略来考虑。

　　1、以解决农民工和大学生就业为重点，全面实施积极的就业促进政策。与会专家指出，失业是当前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为了保证经济正常运行和社会秩序稳定，必须把“保就业”置于应对经济压力的突出位置。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对危机冲击最大的返乡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以及城市白领等群体，将这些群体作为积极就业促进政策考虑的重点。

　　2、防止经济波动对城乡居民尤其是弱势群体的过度冲击，加大对城乡低收入群体的救助力度。专家认为，经济危机对社会的冲击往往是全方位的，尤其对低收入者家庭影响最大，可能会使他们重新陷入贫困。这类问题的广泛存在，有可能构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会导致一些极端的社会事件，对社会稳定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在危机期间，高度关注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问题，针对具体问题出台相应社会政策，是防止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相互转化的重要措施。

　　3、公共政策出台要充分考虑社会心理因素。与会专家认为，在应对经济危机方面，信心是经济生活运行在一定程度上的客观反映，将对市场产生正面或负面的放大作用。因此，提振信心是走出危机、恢复经济的一个关键环节。公众的信心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公共政策过程。这就要求提高政府公信力。政策出台应注重公正性，强化公众参与，注重稳定社会预期。比如，有专家指出，最近推出的全国若干省份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试点方案，但在当前特定背景下不利于提振消费信心。

　　尽快建立以利益协调为重点的社会机制

　　与会专家指出，政策措施与制度建设都具有减少不确定性的作用。化解危机，二者不可偏废。例如，积极的财政政策力度并非越大越好，当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应是“花钱买增长”、“花钱买稳定”、“花钱买机制” ，实现市场化与社会公正的均衡。

　　1、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与会专家认为，经过30年的改革，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却一直没有建立起来，由此导致利益关系严重失衡，形成扭曲改革的机制。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收入分配不合理、公共服务不足、群体性事件多发等问题，也是社会结构失衡、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缺位的表现。

　　专家建议，建立利益均衡机制的时候已经到了，必须把这个机制建立起来。这个机制不是靠平均主义，而是要通过建立表达和博弈的机制使社会中的利益关系不致过分的失衡。一是应加强公民权利的保护；二是积极稳妥地发展各类社会组织，形成有效的利益凝聚、诉求表达和协商谈判等利益均衡机制；三是树立稳定思维，正确看待和处理因利益关系失衡而出现的群体性事件；四是构建公共治理框架，提高化解社会矛盾的制度化水平。

　　2、加大公共服务投入力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会专家认为，进入发展型的新阶段，消费处于关键的转型阶段，公共需求呈现全面快速上升的趋势。基本公共服务体制是这个阶段最基本的制度条件。但目前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社会保障体制尚未完善，这种状况限制了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掣肘了消费结构的转型。

　　在当前经济压力的情势下，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也具有较强的现实性。从短期看，有利于提振信心，形成扩大内需、拉动消费需求的重要制度保障；从中长期看，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破解新阶段增长方式转型、社会需求转型和政府转型的难题，成为经济改革、社会改革、行政改革的结合点，成为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和改革动力的社会基础。

　　3、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分配结构，让更多的劳动者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与会专家认为，收入分配问题不仅是事关社会稳定的核心因素，也是解决当前面临经济问题的关键突破点。当前收入分配结构存在的问题是导致国内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刺激消费、解决投资-消费失调的结构性问题，需要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作为根本性对策。

　　有专家建议，应采取减税、分红等方式，规范初次分配秩序，实现“藏富于民”；采取税收改革、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保障等措施，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刺激社会总需求增长；规范资本市场，保证居民财产性收入。

　　4、扩充中产阶层，改善底层生态，完善流动机制。有专家认为，以应对这次危机为契机，真正迈过耐用消费品时代这个“坎”，重要的任务在于优化社会结构。既要扩大中产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比重，又要避免低收入阶层的生存生态恶化，还要建立保护社会流动的机制，使低收入者有向上流动的机会。

　　（作者单位：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