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达
尚未见底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首当其冲的是出口，外需减弱又加剧了内需不振，导致工业、投资等增速的急剧下滑。但相比之下，对消费需求的影响不大。主要表现一是2008年进出口额同比增速由5月份的33.6%降至12月份的负增长11.1%，回落达44.7个百分点；二是去年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由5月份的16%降至12月份的5.7%，回落10.3个百分点；三是全国房地产投资额由2007年的增长34.7%降到7.1%，回落27.6%。
与之形成明显反差的是，反映居民和社会集团实物性消费增减变化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标则表现相对平稳，影响不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由2007年的16.8%提高到2008年的增长21.6%，同比加快4.8个百分点，其增速创1996年以来的新高。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4.8%，增幅比上年加快2.3个百分点。去年月度增幅由7月份的23.3%降至12月份的19%，相差4.3个百分点，相比之下，该指标表现相对平稳，没有出现剧烈下滑。表明全球金融危机对消费需求的影响相对较小。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城乡居民多年的高储蓄积累的财富，增强了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
从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看，2007年全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年底余额达172534.2亿元，比1978年增长818.3倍，年均增长26%。城市居民的储蓄率从1992年的17.5%上升到2008年的40%左右，表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及经济快速增长，居民的储蓄率也在稳步上升。
在目前全球金融危机的新形势下，如何看待高储蓄，大致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中国经济结构存在的根本性问题是储蓄率太高、消费太低。高储蓄率意味着家庭消费意愿不足，而消费需求不足又将压抑总供给的扩张。他们主张大幅降低储蓄，扩大消费甚至提倡像西方国家的超前或透支消费。二是高储蓄率一方面可以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较高的资本积累，从而不断给总供给的扩张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可以增强居民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是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的重要基础。
笔者认为，此次居民消费需求没有大幅减少，不降反升，是与居民的高储蓄密不可分的：
1、中国出现的高储蓄，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没有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绊脚石，更不是人们形容的“笼中虎”，相反，高储蓄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坚强的物质基础。
2、高储蓄率已成为不可替代的民间资源。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市场经济体制得到不断发展与完善，原有阻碍消费增长的一些体制因素已大多化解，居民的消费能力也有了跨越式的提高。中国的储蓄率一直处于超过40%的高水平，庞大的储蓄，使得在当前的危机时期，有足够的民间投资资金可以调动。庞大的储蓄，可能成为推动经济恢复最强的实力和后盾。相比之下，美国的储蓄率几乎为零，恢复经济需要更多依靠政府的赤字，这可能带来美国经济更进一步的失衡和危机的深不可测。
3、从我国扩大内需、支持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充裕的居民储蓄无疑是一笔价值相当可观的潜在购买力。制约消费需求扩张的根本原因，一方面居民收入水平的约束，消费差距的扩大，不少居民收入仍不够丰裕；另一方面在保障机制还没有建立健全的情况下居民的一种自然选择。中国居民素来是量入为出，有勤俭节约的习惯，余钱储蓄。为商业银行提供丰富的储蓄，一方面为银行赚取存贷款息差，另一方面为居民建立稳定的物质保障。
众所周知，此次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国外一些白领一旦失去工作，由于缺少储蓄保障，生活立刻陷入困境。事实证明，西方国家的高消费、低储蓄加剧了金融危机的破坏程度。而相比之下，我国经济仍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社会安定，危机的破坏程度比某些西方国家要低得多，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居民的高储蓄有关，成为目前经济社会得以稳定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4、居民储蓄将成为支撑经济基础的强大力量。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迅速，居民后顾之忧大为减轻，加之消费政策到位，消费环境优化，如果引导正确，居民只要把昨天挣到的钱从储蓄中花出一部分，储蓄率下降几个百分点，其对国内市场需求的增长将起重要的拉动作用。因此，可以说，高储蓄率及大规模投资计划，将支撑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幅达到8%。
总体来看，一国储蓄率水平的变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涉及观念和文化因素的问题，高储蓄率与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结构、家庭观念等诸多因素有关。必须认识到，在我国高储蓄率仍将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国外储蓄与消费与我国的比较
在美国，经济由生产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型已有100多年的历史，美国消费模式有几个特征：超前消费、负债消费、低储蓄率，根据《国际统计年鉴》有关美国生活方面的统计数字，近十几年来，美国人均消费支出基本上接近人均可支配收入，消费倾向在0.90以上；个人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在近五年中还有不断下行的态势，在上世纪80年代，这一指标一直在8.0%以上，到90年代基本上在5.0%左右，进入新世纪，这一指标在许多年份已经下滑到负数。这种状况是与美国的消费文化和美国的金融不断创新、信贷衍生产品过多直接相关的。过度的消费方式是美国产生次贷危机和引发世界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
在德国，人均GDP超过4万美元，居民消费早已完成了从小康到富足的过渡。多年来，德国居民消费结构变化不大，居民的消费倾向也保持较高水平，特别是1990年两德统一后的一段时间，德国东部地区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居民收入的增加，出现过东部居民的消费热潮，消费倾向一度保持在0.90以上。但由于近几年来德国经济不够景气，大的消费环境和居民消费心理不稳定，居民的消费有后顾之忧，但消费倾向仍保持在0.80以上，德国居民的储蓄率也保持在12.0％以上的水平。
在韩国，消费在经济发展中也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韩国在1980年人均GDP接近2000美元到1990年6000美元的这段时期，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就出现了快速增长，1985年到1990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6.7%。21世纪初，金融危机过后的经济颇为萧条，政府也是为了制造经济景气，实行用低利率刺激消费需求的政策。多年来，韩国居民已经养成了勤而不俭、有钱就敢花的消费心理，作为一个经济较发达的亚洲国家，其储蓄率处在31%左右，比我国的储蓄率40%要低10个百分点左右。
刺激即期消费尚需改进社会保障
目前，为了减轻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在积极鼓励居民消费，拉动内需，保证经济平稳增长。拉动内需是在外需受阻情况下选择的唯一道路。能否向消费型国家过渡并非取决于如何降低储蓄率，而是如何增加居民收入，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收入。
应该看到，当前利用好居民储蓄是扩大内需、支持经济增长的必然要求。要使储蓄率水平逐步适度降低，消除高储蓄率的各种负面影响，需要从多方面入手：一是要调节好收入分配。政府在经济建设支出方面，应重点支持农村和落后地区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积极运用各种政策措施调节，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从而降低平均边际储蓄率，提升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能力。二是要增加公共支出，尤其是在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支出，以此降低居民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改善预期，减少预防性储蓄，提高居民即期消费率。此外，还可以通过大力发展金融市场，为居民提供更为多样化的金融资产选择。
(作者系高级统计师，本报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