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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纲认为，我国之所以仍对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实行一定的管制，是因为利率完全市场化有很多前提条件，而目前这些条件尚不具备；魏迎宁在谈到境外投资问题时表示，金融危机警示我们，对到境外投资和综合经营要持谨慎的态度；祁斌在谈到资本市场发展问题时指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要服务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创业板的推出和发行制度改革，将会帮助中国经济寻找新的增长点；樊纲则认为，西方三大经济体的衰退仍处于早期阶段，中国由于已在本轮危机爆发前采取了应对过热的调控措施，所以这一轮的调整期会比预期长。
易纲
我国尚不具备利率完全市场化条件
⊙本报记者 但有为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12日在“2009金融四十人年会”上表示，我国之所以仍对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实行一定的管制，是因为利率完全市场化有很多前提条件，而目前这些条件尚不具备。
此前，部分业内人士指出，央行在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方面动作太小，甚至多年没有明显进展。对此，易纲表示，我国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工作一直在进行，但利率的完全自由化有几个必要条件，其中包括银行的产权清晰、银行业自由竞争、有退出机制等。此外，还有一个前提是汇率也要市场化。
“如果央行在汇率机制上还要逐步走向市场化，实际上利率完全自由化的前提也是有问题的。”易纲指出。他认为，现在央行承担着绝大部分的汇率风险，是不是能够完全放开利率还是个问号。
谈及近年来银行业的改革，易纲指出，虽然成绩不少，但是中国的银行业在未来还要面临经济周期、人民币逐步可兑换和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三大考验。在危机的前提下，银行风控体系能否控制风险，要经历历史和经济周期的考验。
易纲将市场经济的特征归纳为五个方面，即产权清晰、政企分开、依法治国、激励相容和社会监督。他认为我国银行业经过改革已经初步具备这五个方面的特点。
易纲称，经过改革，中国银行业实现产权清晰，包括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外资银行在内的各类金融机构，都分别对自己的资本金和股东负责，产权比过去清晰；现在政府是政府，监管机构是监管机构，货币当局是货币当局，政企完全分开；法制方面，现在有《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法》等法律，机构依法经营，政府依法监管；银行业经营也遵循激励相容的原则，银行业绩和收入挂钩，风险和处理机制挂钩；社会监督方面，上市银行要发布年报、中报和季报等定期报告，通过股价可以实现市场监督。
他认为，中国银行将继续向市场化方向前进，暂时的反复仍有可能，但改革开放从趋势上已经不可逆转。
魏迎宁
对境外投资和综合经营要谨慎
⊙本报记者 李丹丹
近日，保监会副主席魏迎宁在第五届中国金融（专家）年会上表示，金融危机警示我们，对到境外投资和综合经营要持谨慎的态度，2009年中国保险业仍要坚持防范风险，调整结构。
魏迎宁表示，保监会仍会把偿还能力作为监管的核心。偿还能力综合反映了保险公司的资产质量、负债、杠杆等要素，所以提高偿还能力能有效缩小风险。魏迎宁同时表示，还要特别注重防范道德风险，造成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就是道德风险。
魏迎宁认为，在中国保险业，受这次金融危机直接影响的仅仅是个别保险公司，但是间接受影响的是所有的保险公司。保险业受影响表现在：由于国内资本市场持续低迷，保险公司的股票、基金投资收益明显下降，尽管在整个保险公司总资产中股票基金所占的比重并不大，但是仍然对保险公司的收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已公布的中国人寿、中国平安和中国太保的2008年年报均显示，保险资金投资收益率大幅下滑。
魏迎宁指出，前两年有一种倾向，认为中国的企业到境外投资，只要买到优质资产就能够盈利。金融危机给我们一个警示，即对于境外投资的态度要重新审视，“不能说境外的资产买到了就能盈利。”他提醒，中国企业对境外的环境不一定非常了解，贸然行动会产生新的风险，对潜在的风险也要关注。
而对于综合经营，魏迎宁认为其方向是没有问题的，要积极试点、积极推进，但是综合经营可能带来新的风险，对于这个风险必须有充分的认识才行。
此外，魏迎宁指出，金融危机还没有见底，2009年保险业要有充分的忧患意识，总体要求就是防范风险，调整结构，平稳健康发展。对保险业来讲，要借这个机会来调整结构，优化保险业务结构。对于寿险公司来说，要强化人寿保险的长期功能，调整保费收入结构，促进业务结构调整；对于财产保险而言，要实现车险和非车险的划分，“在财产保险里汽车保险占到70%以上，其他业务发展不是很大，需要进一步实现均衡发展。”
樊纲
中国经济调整时间可能长于预期
⊙本报记者 朱周良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著名经济学家樊纲11日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做主题演讲时表示，西方三大经济体的衰退仍处早期阶段，而中国由于已在本轮危机爆发前采取了应对过热的调控措施，所以这一轮的调整期会比预期长。他认为，这次中国经济调整实际上早于西方，始于2007年年底，持续时间可能长达三年，对此要有思想准备，不能盲目乐观。
樊纲认为：“美国、欧洲、日本的经济衰退目前还处在早期阶段。”他表示，“我的基本判断是，世界经济不景气至少要持续三到四年时间。”樊纲说。而这意味着，中国的对外出口在三、四年内可能都难以恢复到正常水平。
樊纲指出，西方国家这次实体经济的调整是从雷曼兄弟破产以后开始的，但中国经济却更早一些，始于2007年第四季度。在那之前，中国经济一度出现过热迹象，2007年增长速度达到13%。为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抑制经济过热。
不过，这些调控措施的效果在很长时间内受到三重因素的抵消：股市泡沫、楼市过热以及金融危机前世界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外需旺盛。然而，到了2007年四季度，上述三大抵消因素几乎“同时消失”：先是股市在2007年10月开始大跌，楼市也在当年9月底出现降温，而外贸也在当年四季度随着次贷危机爆发而萎缩。内外部因素加在一起，导致中国经济面临困难。
樊纲指出，“现在还不能指望全球经济马上复苏，中国经济也不可能很快实现增长，但是我们有了（适当的）宏观政策，我们的基础相对比较好，还是能够在一两年时间里面能够走出低谷的。”
祁斌
创业板将助中国经济寻找新增长点
⊙本报记者 商文
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在昨天召开的“北京大学第三届中国金融创新论坛”上指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要服务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而创业板的推出和发行制度改革，将会帮助中国经济寻找新的增长点。
祁斌还指出，应推动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并购。同时，大力发展债券市场，积极推动产品创新。
经济转型需要资本市场配合
在谈到此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带来的教训和启示时，祁斌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现代金融体系的两面性或“双刃剑”，即很小的资金可以撬动非常大的效果，这其中无疑孕育着巨大的风险；二是对监管体制提出了深刻挑战，其中一个重要环节是国际监管体系的建立；三是当虚拟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轨道后，风险是非常大的，因此要更加注重风险防范。而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来说，一定要关注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
祁斌指出，在认真汲取国际市场经验、教训的同时，我们也要仔细思考今天的中国经济应该如何转型，以及该选择何种模式。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最核心的是资本配置方式的转型，而转型的完成则需要发达的资本市场的配合。可以说，经济转型是良好的金融市场和良好的资源配置推动的结果。因此，在我国实现经济转型的同时，应该大力发展我国的资本市场。
至于未来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思路，祁斌表示，在“2008年中国资本市场报告”中提出了五项基本原则：一是把发展资本市场作用重要的战略任务，不断发展全社会对资本市场的认识；二是立足于为市场服务；三是要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充分调动市场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四是加强法制建设；五是稳步推进对外开放。
研究部门已就推出股指期货立项
在谈到股指期货时，祁斌透露，研究部门已就推出股指期货立项研究。
被誉为“金融期货之父”的美国芝加哥商业交易集团终身名誉主席利奥·梅拉梅德在出席论坛时则向记者表示，对于中国来说，今年是推出股指期货的恰当时机。
利奥·梅拉梅德认为，进入2009年，随着市场泡沫的破灭，风险的释放，现在已经是推出股指期货的时候了。中国市场目前正处在资本膨胀的过程中，股指期货的推出将把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连接在一起，从而促进两个市场间的互帮互助，共同发展。
对于股指期货在中国推出的时机，梅拉梅德表示，2007年推出的时机并不成熟，而此时应该是最合适的推出时机。他指出，进入2009年，世界金融市场的情况变得更糟，现在推出股指期货，反倒可以帮助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