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4月10日发出《关于国有金融机构2008年度高管人员薪酬分配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降薪令”），用以规范国有金融机构2008年度高管人员薪酬问题，这是今年2月初财政部就高管限薪问题发布征求意见稿后，针对高管薪酬问题发布的首份正式文件。

　　推出“降薪令”，实在是顺应民意之举。毕竟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遇到一定困难的情况下，高管们的高薪不合时宜，非常有必要加以限制。

　　不过，由于“降薪令”只是一项临时性措施，加上推出又略显匆忙，真正实施起来，怕并不那么简单，还是有些实际困难的。

　　首先，由于这次财政部出台的只是“降薪令”，而不是“限薪令”，以致少数高管薪酬虽然明显突破了征求意见稿中年薪280万元的上限，但“降薪令”对此却奈何不得。有些高管高达400万元、500万元的年薪，按照“降薪令”的规定，只要降低10%就可以了。而这样的薪酬显然是不符合我国国情的。

　　其次，与业绩挂钩应该是薪酬体系改革的大方向，要求那些业绩增长的金融机构的高管们降薪又显得不太合理，特别是当这些高管们的薪酬并没有突破280万年薪上限的情况下。

　　正由于“降薪令”没有严格将高管薪酬与业绩挂钩，以至于高管薪酬的确定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比如“限薪令”规定，对于2008年经营业绩降幅较大的，高管人员薪酬降幅还应增加。对于2007年度高管人员薪酬明显高于同业平均水平的，应主动加大调整力度，逐步缩小与同业平均水平的差距。但怎样的降幅属于“业绩降幅较大”呢？2007年薪酬标准明显高于同业平均水平的，要加大调整力度，这又如何调动金融机构高管乃至职工的积极性，促进效益提高？

　　这些细节若把握不当，怕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可能让这个“降薪令”在执行过程中大大变味。

　　比如，对于“2008年经营业绩降幅较大的，高管人员薪酬降幅还应增加”的规定，根据“降薪令”精神，应该是在两个9折后再增加降幅。但由于没有具体规定再增加多少降幅，因此，在执行中，有关单位完全可以取较小的数据。以中国太保为例，该公司2008年净利润同比大幅下降80.6%，显然属于业绩降幅较大的范畴。但该公司高管2008年的年薪共计3107.6万元，仅比2007年的年薪3945.18万元下降21.23%。倒是该公司董事长高国富身先士卒，2008年度薪酬较2007下降了近四成。

　　又如，按“国有金融机构2008年度高管人员薪酬按不高于2007年度薪酬的90%确定”的规定，高管人员完全可以通过职务消费的增加来弥补。特别是有的金融机构，对职工实行高薪酬，如有的银行职工年薪高达45万元，在这样的机构里如果对高管降薪，公司高管完全可以通过提高职务消费来把降低的薪酬补回来。

　　显然，对于高管薪酬单纯用“降”的办法是很难操作的。高管薪酬，该降的要降，但该升的也要升，关键在于升与降之间，如何求得薪酬体系的合理、公正。比如，将高管薪酬与业绩挂钩，与本单位员工收入挂钩，与国情挂钩（即考虑上一年度全国城镇职工平均收入情况）。此外，作为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还应与公司的分红挂钩。在此基础上，慢慢形成一个合理、合情、合度的薪酬考核体系。也许，这正是财政部与有关部门下一步所要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