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坚
中国经济渐渐开始出现回暖的现象，确实给眼下的海内外市场带来了希望和信心。甚至有不少海外学者都认为，世界经济或许正在告别由于流动性恐慌所带来的市场融资成本居高不下、投资信心极度低迷、消费动力严重不足的“通缩”状态。当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大海啸从2007年3月第一阶段的金融机构债务危机，演变成信用基础完全崩溃的第二阶段流动性危机后，世界各国政府都在通过积极的政策干预和资金注入的方法，以求避免这场在世界经济失衡发展的格局下发生的金融危机对本国实体经济所产生的巨大冲击，消除由此带来的经济硬着陆风险。中国政府的救市力度尤其引起了海内外各界的高度关注和积极评价。
上个月，在全球经济还没有完全摆脱流动性恐慌的状态时，中国银行业的信贷增长规模确实显示出资金已经开始流向实体经济部门，中国企业的发电量回升，制造业信心指数的反弹，贸易出口下降幅度的收窄，以及股市价格上涨所释放出来的人民对未来经济的乐观预期，及其财富效应可能带来的消费动力提高等救市效果，都在支撑世人对中国经济率先走出金融大海啸第二阶段的判断，以及显示出人们对未来第三阶段中国经济全面调整和复苏的期待与信心。在今年春季广交会上，海外企业非常踊跃，也说明海外市场期待着中国经济的复苏能够给他们国家尽早地结束流动性恐慌阶段带去增长信心的“中国商机”。
但是，在目前部分乐观的数据面前，我们还是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毕竟，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主要是体现在“商品走出去”的战略上，今天，中国经济的复苏效果当然更多的还是出现在投资型的“消费领域”，也就是集中在以前“投资不足”的内地和农村，因为中国经济还存在这种增量的空间。所以，中国政府的救市效果在宏观层面上会体现得异常明显。但问题是，这种政府主导的“输血型”复苏，可能导致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企业对经济形势过于“乐观”的判断，因而会在惯性作用下，放慢了改变粗放型增长模式中的结构调整速度，而这原本是需要加快步伐的。如果那样，那今后更为严重的产能过剩和由此引起的金融体系资产质量的下降，将会吞噬掉中国政府今天为挽救经济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医疗、教育、住房、环境保护、失业、养老等“惠民生”制度的改革也可能因为绩效不明显的理由而无法实质性推进。进而在社会结构上无法扭转中国外向型增长的内生模式。这必然会加剧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全球金融危机面前和全球化利益分配面前的被动和不利的地位。尤其是今天，一旦政府输血型的干预政策放缓后，中国经济靠市场自身的造血功能来进一步恢复的可能性就会显得十分脆弱，进一步震荡的格局也就难以避免。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千万不能仅仅满足于经济指标的回暖现状，也不必对流动性危机所造成的实体经济发展的动力衰竭现象感到气馁。政府在给实体经济输血的同时，更应该为促成市场造血功能的早日复苏创造制度上的有利条件。虽然，社会上上下下都认识到危机中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不仅关系到经济复苏和社会和谐的问题，而且更关系到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转变上，但是，直到今天，还是没有能够从扶持中小企业发展问题上找到市场造血功能复苏的切入点。
一个例子是关于面向中小企业贷款的小额贷款公司的生存空间问题。为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政府容许他们以高出银行商业贷款利率的几个百分点来借贷，但是据了解，这些贷款公司被定性为工商企业，所以要承担较高的税负，而且，从银行部门中的再融资也不能够享受银行间市场的拆借利率，只能够承担工商企业高额的贷款利润，这样，这些小额贷款公司的商业利润，平均而言只有7%左右，无法抗衡在危机中对中小企业贷款的信用风险。有不少小额贷款公司的股东都无奈撤资了。政府注意到这个问题，希望小额贷款公司引进金融机构的大股东来降低金融风险以满足稳健性金融机构低成本的融资条件，但是，小额贷款公司的经理们则认为，如此一来，他们的收益可能大部分都得交给大股东，所以提不起积极性。就这样，本来非常好的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措施，结果因为没有平衡好小额贷款公司的积极性和公司经营稳健性之间利害关系，结果无法得到实质性的发展。
另一个例子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创业板问题。由于注意到很多国家失败的教训和我国主板市场发展中的问题，因此，在先行先试的初级阶段，政府会加大筛选的力度，这样一来，由于上市公司的数目会受到限制，而流动性不足又非常容易造成市场价格的大起大落，大家不能不担心，由于忽视了机构投资者和创业家在这一市场的主导作用，很有可能，一般投资者的过度投机行为会对中小企业所需要的良好融资环境和私募基金以及风险投资部门所需要的正常退市环境造成影响。
所以，中国经济今天需要的是尽快通过制度的创新和改革，让更多有活力的企业家提升他们自身的竞争力，由此找到未来广阔的发展空间，通过他们自身的利润增长来带动一大批劳动大军生活水平的改善，从而形成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市场自身的健康造血机制。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