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俞越 谷庆林
亚洲外汇储备基金的设想是2007年5月举行的东盟和中日韩财长会议提出的，其用意是确保成员国央行拥有足够资金以抵御其本币受到类似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投机性攻击。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不断深化，已经有多种亚洲货币急剧贬值，一些亚洲经济体只能利用外汇储备支撑其货币，而此时IMF却鲜有动作，亚洲外汇储备基金将是亚洲各成员国今后在危机中的重要依托。
一、美元由世界金融的霸主变为寨主
1、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走下神坛。1944年7月，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时，美国有着250多亿美元的黄金储备占全世界黄金储量的75%，凭此他们宣称“美元和黄金一样可靠”，最终代表美国利益的怀特方案战胜凯恩斯方案成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美元也从此作为国际货币，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美国的强势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了美元币值的稳定，使这一体系在这一时期内发挥了稳定国际金融市场的作用。这时，美元被人们誉为“美金”，美元资产也被视为信用最高资产，美元的霸主地位无人质疑。
但是，随着美国深陷越战泥潭，财政赤字巨大国际收支情况不断恶化，美国的黄金储备不断流失，美国对支撑美元与黄金挂钩体制愈发吃力。直到1971年8月15日，美国不得不宣布停止履行对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以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1973年3月美元的再次贬值又使西方国家放弃固定汇率制，至此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完全崩溃，美元也从此走下永不贬值的神坛。
2、当国际货币只剩下特权。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后，全球走进“美元本位”时代，在此之前美元作为国际货币要受到黄金储备的制约。但是放弃与黄金挂钩后，美元也同时放弃了保持币值稳定的责任。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就从霸主变身成为寨主，区别就在于霸主也会承担责任而令人信服，而寨主只会因自己需要而为所欲为。
有关国际货币特权和责任的问题有个书面语，叫做“特里芬难题”。是指“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如果充当国际货币，则必然在货币的币制稳定方面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各国持有的国际货币增加，这就要求该国通过国际收支逆差来实现，这就必然会带来该货币的贬值；另一方面，作为国际货币又必须要求货币币制比较稳定，而不能持续逆差。这就使充当国际货币的国家处于左右为难的困境。”1973年美国彻底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双挂钩”机制后，在这一难题选择了前者，也就是选择了放弃责任。从此美元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的霸主光环逐渐褪色，最终摇身一变成为“寨主”，并且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3、寨主的危机，全球买单。消费是美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美国人向来储蓄率较低，当期收入的消费力又有限，因此各种信用消费手段层出不穷。透支未来成为美国人的特有生活方式，当这类信用产品扩展到金融领域，就派生出很多的信用型场外衍生产品，次级债就是这类中的代表。当市场过度繁荣，各种违规行为出现在这一监管白地中时，次贷危机也就降临到美国并扩展到全球。
此次危机就是一场信用危机，而非以往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周期性危机。而信用危机之所以发生在美国，一方面是对未来的信心和乐观心态支撑着美国民众“透支未来”，另一方面就在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赋予美国“透支全球”的独特能力。
为刺激经济增长，美国可以长期施行“双赤字”政策。虽然他们已经由世界最大债权国沦落为最大债务国，但是无论怎样美国都不会像冰岛一样“国家破产”，只要多印刷美元就可以继续征用其他国家的储备资金。美国已经在花全球的钱，圆自己的梦，美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各国的借贷资本也可谓功不可没。在此次危机发生后，寨主频频出招，收购金融机构股权、购买长期国债、为银行“排毒”计划……这一段时间里最忙碌的并不是奥巴马或者伯南克，而是美国的印钞机。本轮危机中大肆印刷的美元必将会引发下一轮的全球通胀，各国的美元资产也会相应贬值，实际上全球经济已经在为寨主的危机买单。
实际上，寨主抑或债主的无所欲为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就开始了。越战时，庞大的军费开支，让美国面临通货膨胀，为维持国际收支赤字和财政赤字，美国的印钞厂开足马力印刷美元。当时法国总统戴高乐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国际收支赤字是“不流眼泪的赤字”，怒骂“美元就是强盗。”而时任美国财长的康纳利却幸灾乐祸口出狂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麻烦！”事后的美元泛滥、全球通胀、金融危机都足以说明了都是美元惹的麻烦。
美国每年从世界各国攫取了数千亿美元的财富，现在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正通过美元在经济上贴补美国这个当今最富、最强的超级大国。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教授将此种现象形象地称为“穷国给富国输血”。最近他还代表联合国金融、经济改革咨询团对我国的超主权货币提议表示赞同，认为以IMF的特别提款权(SDR)替代美元是最快的途径，并且认为“从长期来看，最好应成立新的国际（储备货币）机构。”
二、IMF在次贷危机中失语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成果--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遭受普遍质疑。实际上，维持这一秩序的三大国际经济组织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是不得人心。
1、决策机制注定贷款国人微言轻。IMF是联合国系统的国际组织， 但其决策机制与该系统其他国际组织不同，其中一个显著特点是其投票权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投票配额机制-加权投票制度。根据战后布雷顿森林会议谈判结果，每个会员国有基本投票权250票，另每增加10万美元的配额，便增加一票。 由此可见，每一成员国的投票权与其在基金的配额（即向基金认缴的股份）成正比。IMF 这种决策机制本身便是国际组织基本原则与经济权政治妥协的产物，注定真正需要援助贷款的国家很难得到重视。
一方面，各成员国享有的提款权及投票表决权多少，主要取决于其获得的配额多少，而配额计算时又要考虑一国的黄金外汇储备、对外贸易量及国民收入等因素。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对外贸易量及国民收入较之发达国家要少得多，因此，这种配额计算方式有利于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配额权，而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利害攸关的问题，因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薄弱，最可能发生国际收支失衡导致本国货币对外贬值，进而影响邻国货币稳定，所以他们最需要从IMF中享受更多提款的权利尤其是特别提款权。
另一方面，IMF在表决事项时所奉行的多数票原则即简单多数或特别多数（前者为51％，后者为70％和85％）投票表决原则，使得发展中国家或份额小的国家的提议包括增加贷款额度、增加配额的动议往往得不到法定多数票的支持或赞成；相反，美英等发达成员国大股东则很容易凑够通过决议所需的法定表决票额，并可凭借其大股东地位否决中小成员国的动议。
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美国拥有16.77%的投票权，其坚定盟友日本拥有6.02%，老牌发达国家群体欧盟则占31.60%，发展中国家最具实力的“金砖四国”总共仅有9.62%的投票权。根据特别决议事项需要85%以上投票权赞成才能通过的规定，美国就拥有了唯一的特别决议事项否决权。IMF协定经过两次修改， 需要特别决议的事项由最初9类增加到现在的53类。美国的否决权利进一步增大。美日欧三方发达国家群体总共达到54.39%的投票权，可以联合否决一切不利发达国家的决议事项。总之，无论决议的表决票额是高还是低，均会朝有利于发达成员国控制或操纵IMF的方向发展。发展中国家最需要IMF援助贷款，但是微弱的投票权注定人微言轻，在申请贷款时还要看人脸色。
2、附加条款，贷款国不可承受之重。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产物，负责帮助各成员国克服短期性国际收支失衡，以提供政府间贷款的方式来缓和成员国的外汇短缺困境，协调国际货币的秩序。但是IMF代表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和价值观，是西方为主导游戏规则的制定和执行机构。受苛刻的援助条件所限，IMF的贷款资金在贷款国来说有时反而是饮鸩止渴：接受贷款或援助的国家必须按照西方的价值观改造本国的政治及经济体制，一旦该体制不能适应本国实际情况，就会出现更大规模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
此类实例已经屡见不鲜，亚洲各国更是有切肤之痛。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菲律宾、泰国、印尼、韩国为支撑本币汇率，先后选择向IMF求援。于是IMF分别向菲律宾、泰国、印尼、韩国提供了11亿、172亿、400亿和55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性贷款。但是按照IMF的惯例，这项总额超过1100亿美元的援助贷款后面自然都附加了极为苛刻的条件。IMF对上述各国分别提出了自己的援助条件。
在与韩国签订贷款协议时，要求韩国大幅度开放其金融市场，允许外国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大举进入韩国市场，在韩国的外国银行或企业可以全面参与韩国证券交易活动。许多国际金融法学家认为，这实际上是让韩国用相当一部分金融主权换取贷款援助，以摆脱金融危机。为此，韩国公众把1997年12月3日韩国与IMF签订贷款援助协议日定为“国耻日”。和韩国比起来，印尼的情况更为严重，IMF与其签署协议时，不仅要求其削减财政开支、紧缩通货、扩大开放金融市场，同时还要求其政府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正是在此背景下，最终导致了印尼社会大动荡直至苏哈托政权倒台。
3、次贷危机中的失语。1997年，对于源自于亚洲的金融危机，IMF对亚洲各国的金融市场弊端口诛笔伐，对掠夺性投机的对冲基金却只字不提，在对亚洲国家进行援助时也是高傲的指手划脚设置了很多的苛刻条件。
时至2008年，次贷危机全面爆发，IMF却在此时完全失语。他们没有批评美国金融监管缺位问题，信用消费过度膨胀问题，金融创新过于激进问题等等。当世界各国疲于应对时，他们再没有“火中送炭”，冷对各国金融市场动荡，坐视冰岛“国家破产”。IMF前后两次危机中的强烈反差已经危及IMF的国际威信，亚洲13国成立亚洲外汇储备基金在此时正当其时，今后必将成为亚洲各国自救的关键力量。
三、亚洲外汇储备基金在危机中自救
1、马来西亚的自救启示。危机初期，马来西亚按照IMF建议施行一系列的紧缩性经济政策，但是经济形势仍在持续恶化，这一政策宣告失败。1998年7月，马来西亚政府提出了“国家经济复苏计划”，标志着马来西亚宏观经济政策的全面扭转。在该计划中，马来西亚政府提出了加强宏观经济基础、稳定货币、恢复市场信心、维持金融稳定等目标。
1998年9月1日决定拒绝接受IMF的援助，重新实行资本管制，固定林吉特汇率且使之一次性从2.86兑1美元贬值到3.8兑1美元，贬值幅度约为24.7%。实际上马来西亚是与菲律宾、泰国、印尼、韩国并列的五大受灾国，并非排斥外来援助。只是IMF提出了比韩国、印尼等更为苛刻的附加条件，其中包括尽快开放金融市场、放松外汇管制、最大限度紧缩通货并削减财政开支，同时还要求进行政治上的改革。因此马哈蒂尔断然拒绝了这一条件，并率先摒弃IMF的经济紧缩政策，采取经济扩张政策，并最终成功走出危机实现了经济复兴。马来西亚的成功模式告诉我们，危机中的经济政策必须符合该国的实际情况，在援助时死板照搬一个经济和政治模式是行不通的。
2、区域货币组织的强大自救能力。当金融危机危及一国币值稳定的时候，一个区域性的货币组织往往比全球性的金融货币机构反应更加快速，更加有力。上世纪50年代初西欧国家普遍受美元短缺的困扰，他们的汇率稳定时时受到威胁，于是他们组织成立了“欧洲支付联盟”，倡导非美元的贸易结算。这个区域性货币合作机构帮助西欧维持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汇率稳定。即将成立的亚洲外汇储备基金是为确保成员国央行拥有足够资金以抵御其本币受到类似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投机性攻击，实际运行之后动用资金为发生货币危机的成员国进行贷款援助也是水到渠成的。
加上本次次贷危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1973年崩溃而蜕变为“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之后，已经无力稳定国际金融市场，反而成为世界经济的不稳定因素。美元周期性波动和持续贬值已经扰乱了全球经济的正常周期，损害了其他国家的经济利益。美元不再可靠，同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产物的国际金融机构则更不可靠。IMF等组织由西方国际主导，代表的是西方的利益和价值取向，在原来的货币体系中改变这些组织的游戏规则极为困难。因此，亚洲外汇储备基金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我们在危机中的必然选择，抱团取暖、互通有无总胜过看人脸色、饮鸩止渴。
我国在《清迈协议》下与他国和地区签订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