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 勇
经济取得阶段性企稳之后，结构性调整仍有待政策推动。在放开民间资本进入门槛的同时，提升政府在公共领域的参与度应成为选择方向。总体而言，这将优化而不是恶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随着高盛财务报表的改善，由这个金融危机以来备受争议的机构大佬最先抛出的“脱钩”（decouple）假说，似乎又在重新占据舆论高地。这个假说认为，不管美国经济是否进入衰退，都不会导致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衰退。在列出大洋彼岸最近闪现出的零星的“复苏萌芽”后，包括奥巴马在内的美国大多数观察家立即声称，美国经济的真正复苏还遥遥无期。而在中国，经济好转的迹象俯拾皆是，就连创下多年新低的一季度GDP增速也未能阻止国人展开美好憧憬。
尽管当下仍有人不时提醒说，实体经济还没有见底，但这样的声音正在变小。总的来说，中国经济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市场上一度曾非常悲观的经济学家，最近已修正了预期，发表了相对乐观的看法。不确定性仍在，但这些不确定性很可能会让中国经济保持在底部区间，而不是再推向下降通道。毕竟，中国自身没有发生金融危机，而只是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
中国在有些方面的确有些特殊，这可能会使得“脱钩”假说在相对意义上成立。正如现在经济数据所表现出来的那样。首先，笔者曾提到，中国在政策面上的优势，也就是信贷扩张和财政刺激的力度要大过其他主要经济体。这对于经济面的短期企稳很重要。经济的自行调整通常也会使得经济最终能够走出衰退，但时间可能较长。在此期间，政策因素是重要的决定因素。
刺激政策总是面临着来自效率层面的拷问，现在很多信贷被投入到了国有部门和基建行业，它们的投资回报率很自然会受到怀疑。但是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大萧条后各国经济的复苏过程，会惊奇地发现，纳粹上台后的德国经济表现要远比美国强劲。对此，凯恩斯主义者当然会报以会心一笑。因为凯恩斯说过，在萧条期，政府可以把钞票塞进瓶子埋在地下，让企业再把它们挖出来，GDP也会因此扩张。因而，对短期经济复苏而言，刺激政策的效率或许可以暂时放在一边。
其次，中国经济还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一个是规模足够大。全球的贸易还在收缩，对于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来说，困难可能更大，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外贸依存度通常更高，还因为国内市场规模有限，没有多少可供开发的空间。幸运的是，中国拥有广阔的有待拓展的国内市场，这是很多企业可以转而依赖的领域。此外，中国还拥有相当的后发优势空间，领先企业依然可以模仿国外同行，其他企业也还可以跟进。总体说来，增长还不是很难的事情。
但是，这幅描绘脱钩的图画忽视了什么？克鲁格曼的疑惑是，在出口急剧下滑的形势下，中国内需“补上”的速度如此之快，“实在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是的，还是内需！一季度外需（净出口）对6.1％的经济增长率的拉动作用是－0.2％，这意味着内需的确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当然，固定资产投资是其中的顶梁柱。虽然，由于存货的下降，投资（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看上去并不高。此外，消费看上去增加很快，贡献了6.1％增长率中的4.3％。但是不能不注意到，这除了居民消费外，还包括了政府消费，显然在大规模刺激经济落实的背景下，政府消费是内需的另一根顶梁柱。
如果克鲁格曼注意到政府因素作用的话，或许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外需持续萎缩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却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亮点了。这当然值得我们高兴。
企业自由投资和居民消费才是真正的关键，只是这方面好的迹象不多。居民消费由于家电下乡和财税优惠等政策看起来表现不错。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15.9%。但这显然还不能构成未来整体经济复苏的关键动力。现有政策的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帮助经济成功地企稳，并且是在领先其他主要经济体的情况下率先企稳。然而，如果政策面仅仅满足于此，那是远远不够的。
笔者相信，这一轮政策的目的不仅在于帮助经济企稳，或者回到原有的增长轨道上，还在于为未来的经济增长构筑理想的基础，或者转轨到新的增长模式之上。显然，在后一层面上，我们还有大量工作需要去做。未来政策将不仅体现在经济刺激计划的落实，还将体现消费、民生、城市化、社会保障等领域新政策的出台。一揽子投资计划会形成新的产能，而上述这些领域则是消化过剩产能的关键。否则，投资增加后，中长期还将面临新的紧缩压力。
有学者担心，政策在更大范围内的作为将加深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并且这些干预可能并不必要。这种担心当然应该引起重视。不过，显而易见的是，相对于大规模投资来说，政府在消费、民生、城市化、社会保障等领域的作为有着更多的理由。如果说，政府可能存在过度干预倾向的话，那也应该主要发生在投资领域。
金融危机正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反思。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菲尔普斯近日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说，大规模社保体系以及随之产生的高税收、低税后薪酬和低财富储蓄，不一定会损害资本主义制度。我想这一点对中国同样成立。在公共部门，不同的国家，政府参与程度有高有低，没有统一标准，但相对而言，中国政府在公共领域支出的比重明显偏低，这与该领域的积弱不振不无联系。从这个角度说，要想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应降低其投资占比，同时增加在公共部门的参与，而这主要由补贴和转移支付构成。当前，各个领域的政府支出都有显著扩张，但相对直接投资而言，消费、民生、城市化、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支出占比还有待提升。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财经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