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经济学大家道格拉斯·C·诺斯在评说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创建时说，设立中央银行的“更重要的方面，是将金融政策与政治制度紧密联系起来的结构变革。”这一结构变革对现代经济周期的形成和变化特点，有着相当大的决定性影响。从此，一国任何一项货币政策或金融政策，更多的是出于短期考虑，甚至很难说得上有着长期意图。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央银行及其货币政策同政治制度的紧密联系。中央银行实质上是一个实施国家强制力的行政部门，不可能有其“独立性”。而为争夺国家控制权的政治竞争，决定了没有哪一个掌权利益团体不是首先从短期利益出发，维护短期经济增长绩效和稳定。至于这些政策产生的长期效应，不在主要思虑范围内。

　　对经济资源配置的控制，除了利用产权安排的规定与实施，以及税收手段外，最为有效且集中的就是对货币的掌控。即使在贵金属充当货币的年代，国家都会通过金币或银币铸造权的垄断，以及成色上的规定或做文章，而获取金额客观的铸币税收入，何况在没有任何贵金属支撑而完全依赖国家强制力的纯粹信用形态的纸币时代呢？就像弗里德曼的结论：只要“一旦引入信用因素，即使信用在最初系由私人提供，要想避免政府对他们的控制也是困难的。”在贵金属货币时代，对此还有着一定限制的话，在纸币时代已经是游刃有余，甚至几乎不再有所限制。

　　在现代纸币时代，作为一国中央政府掌控的货币发行与国债发行，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政府的负债。“某一特定政府统治的稳定性及其对外信用程度，对公债与货币的价值均具有决定作用。货币体系的崩溃，一定伴随着公债交易的投机风潮与大幅度贬值，以至最后公债制度的破产。那么，在当代‘制度货币’环境中，公债与货币间的相互影响是显然的。”

　　这种相互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国债与货币都可能是政府财政赤字的融资工具，虽然两者的效应有所差异；二是国债发行与交易能够挤出货币发行，这反过来也可能促使国债货币化；三是国债发行仍然如同货币发行一样可以给政府带来铸币税收入；四是国债交易直接涉及货币市场均衡，其间的链条就是利率。

　　其中，国债的货币化，则是从根本上体现出国债与货币在国家行为这一层次上没有任何区别。而国债货币化的直接通道就是中央银行购买国债，尤其是长期国债。特别是当国家财政需要大量发行国债以支撑巨额开支，以及经济运行陷入危机而需要抑制经济衰退时，国债的货币化都是国家控制者所不可能不用的措施。因为这一行为对当政者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既然短期经济形势关涉到当政者对国家控制权的维系或丧失，而短期经济的刺激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开支的扩大和货币供给的增加，中央银行直接购买长期国债，则正好有着“一石两鸟”的效果。

　　当前日益恶化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已使以美国为首的危机源头国家的当政者纷纷采取了国债货币化措施。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上月18日在本年第二次例会召开后发布政策声明，宣布“为改善私人借贷市场的条件”，将在未来六个月内购买3000亿美元长期国债，并再次购买8500亿美元房地美(Freddie Mac)和房利美(Fannie Mae)发行的证券。这并非是美联储第一次直接购入长期国债，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已有此类举动，当时是为巨额战时公债提供融资。而在此次美联储发表声明之前不久，日本央行表示，将购买日本国债的规模扩大近三分之一，从每月1.4万亿日元（合140亿美元）增至1.8万亿日元 。照此情形，可能的趋势是，如果短期内世界经济形势不见好转，这种国债货币化的行为将进一步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和升级。

　　尽管这种国债货币化的行为，在满足了国家筹资和扩大货币供给需要的同时，维持了信贷市场的低利率以及国家融资的低成本，但未来的经济运行可能将要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货币因此贬值，通货膨胀抬头并恶化，从而危及国家信用以及货币制度和国债制度。但这已经是未来主政者所要操心的事情，而非眼下当政者的担心和忧虑。这便是金融政策与政治制度紧密联系的必然结果。

　　只要纸质货币本位制度还存在并发挥作用，人类就逃脱不掉金融危机和经济周期的困扰，只不过不能确定的是多少年会发生一次小危机，多少年会发生一次像眼下这样的大危机。当然，这其中也有着重大结构变革所引发的危机调整。一旦危机发生，常规政策手段不能抑制形势恶化时，国债货币化就成为必然的选择。这一选择并非是经济理论所能完全解释的，因而虽然有经济学者的指责与反对，但都阻止不了这一选择。

　　在当今世界，经济事务就是整体世界事务的一部分，都是复杂而受各种经济与非经济因素影响的，因此，对经济现象也就不能一味用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了。但无论如何，美国对国债货币化措施的实施，意味着将来伴随美元贬值而使巨额美国债务蒸发，持有的巨额美元债权资产大幅缩水和损失的中国，如何尽量避免减少损失，委实需要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