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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是成功画家
问:与熊猫结伴是在哪一年?之前你是如何进行艺术创作的?
答:我是1996年第一次与熊猫结伴。之前,我是成功的画家,作品销售一空。国内外画廊都很喜欢。我的绘画原来是比较古典的。我是靳尚谊老师的弟子。在西方,把我的绘画看作一种新的画派,用古典技巧反映新的现实。
问:为什么放弃绘画?
答:放弃绘画有多种因素。一方面是逆反心理:我的作品画价比较高,1991—1992年的售价是上万美元。我衣食无忧,去欧美游历了一年。一个德国的机构在1992—1993年组织了为期2年的中国前卫艺术欧洲巡回展,我的作品也在其中,挂在那些自己期待挂进去的艺术殿堂里,如鹿特丹美术馆、牛津大学美术馆等。我自认为圆梦了,有一些感动我感动大家的作品。另一方面,通过考察西方的艺术,再回到中国看现实,想到要做一些不一样的的事情,为中国文化作一些贡献,想创作一种深入中国当代生活的、面向未来的艺术,创造一种新的形式,来承载新的内容。
熊猫比较中国
问:为什么会选择熊猫?
答:很偶然的选择。1996年时当代艺术圈子还比较小,我第一次抱着熊猫出现在挂历上,有点偶然性。熊猫比较中国。在西方展览时,都知道这是中国的作品。策展人也很有兴趣。如1998年悉尼双年展策展人就指名道姓邀请我去悉尼,要我做新的熊猫作品,还支付作品制作的费用。而挂历本身在市场上却遭遇惨败,只卖了几百本,还是低于成本价的大甩卖。好在艺术界很欢迎。之前也有艺术家做熊猫,但我很快变成了熊猫艺术家中的第一人。
问:你想和熊猫一起做什么?
答:熊猫可以吸引观众,但我更希望提升艺术的公共性。当时,通过艺术让公众关心、讨论各种问题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因此做了一些公益性的话题,比如环保,健康甚至公共场所的文明守则。我记得第一次让熊猫讲话就是这样的对话:人说:“我抽支烟你介意吗?”;熊猫说:“我灭绝了你介意吗?”这段对话在北京地铁站的广告上出现后,被许多年轻人所关注,以为我是一个广告人。我觉得找到了与公众互动的方式。那是1999年,到如今已经10年了。所以我会在一些特别的场合做这一系列的活动。这是10年的纪念,既是对我的创作的纪念,也是对中国这10年的纪念。
时装秀在巴黎带来震撼
问:在北京举行“时装秀”后,为什么选择去巴黎?
答:在北京做了时装秀后,斯德哥尔摩、米兰时装周等也发来邀请。因为我的时装秀很特别,艺术家通过时装T台展示中国社会的故事。巴黎也发出了邀请,还有美国的纽约以及一个时装中心的小城。我的选择是第一站去巴黎。因为我当年学古典绘画,就是把巴黎的许多作品当作经典。我对巴黎比较敬仰。
问:巴黎和北京有啥区别?
答:在那里观众变了,舞台变了。那是另一个舞台——巴黎是时尚之都,西方的艺术界、时尚界与媒体都很关注。我的时装秀,让他们通过时装表演在T型台上看中国社会,那是很特殊的经验,有一种震撼的感觉。我的作品本身很现实主义,与高级时装结合后,到底是时装还是艺术?大家的反应很有趣:有的人祝贺我的艺术成功,许多美术馆纷纷发出邀请,有的还提出要整套收藏;不过,也有人问:这能穿吗?
艺术是奢侈品吗?
问:不管是当作艺术品还是当作时装,有没有人买你的作品?
答:去年在上海外滩的游轮上,那些时装还举行过拍卖。我当时特地说了,我是先锋艺术家,我的时装卖不出去没关系,做拍卖的目的只是要试探一下,艺术品是不是奢侈品。结果,一套“警察服装”拍出了60万元人民币。买家是一个私人藏家。我问他穿不穿?他说,一年不妨穿一二次。
问:那你的结论是什么?
答:事实证明,奢侈品与艺术品的概念很模糊。
我的服装不是为了实用的目的。
我的作品提供两种种经验:一是证明艺术可以跨进时尚界;二是追问时尚的边界在哪儿。我认为,恰恰是扯开了这个边界,撕开了这个口子,艺术才能有未来,才能拿出一些真正中国的东西,有中国的创造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