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重
虽然首季经济数据显示宏观面似有止跌企稳、触底反弹的苗头，但即便最乐观的人，也不敢肯定今后几个季度经济是否真能反转。于是，便有了很有意思的现象：一面说经济即将走出下降通道，一面又希望继续出台第二波经济刺激方案。
现有四万亿资金的安排，主要将投向国企，特别是产能已经严重过剩的产业。比如，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都有大笔投入的内容。这对于保持这些行业的增长和就业完全必要，也一定有效，但也有很大隐忧。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今年首季创出了20年来的新低，说明宏观经济出现了20年不曾有的重大变故。这个变故，不是别的，正是外部需求的急剧缩减。美国人、欧洲人对中国产品的购买意愿迅速降低。过去20年，片面追求增速，以GDP增速作为考核地方工作核心指标，造成几乎所有的行业都产能过剩，即经济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的局面。虽然问题一再被诟病，但却始终没能得以根治，而且愈演愈烈。除了因为经济增长对地方就业和财政收入至关重要以外，还因为国内过剩的产能被外部需求强劲吸收，致使产能过剩被完美掩盖。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金融危机袭来，一贯花钱大手大脚的美国人，突然变得抠门起来，破天荒地喜欢起储蓄，国内的产能过剩终于显性化了。更严重的是，美国人为了做平家庭资产负债表，必须要过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紧日子。我们的产能过剩，显然也不会在短时间内得以消解。
从长远看，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居民永久性收入，把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定位于国内需求，是最可靠的选择。即便从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短期层面看，也同样是治标又治本之策。
经济增长的最终拉动力量，是居民最终消费而不是投资。把资金大量沉淀于原本过剩的产业，产品只能转化成库存，而不会变成最终消费品，这样的增长不可能持续。
把大量资金投给了大型企业，维持了GDP和一部分就业的机会成本是，大批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破产和失业人数上升。实事求是地说，金融危机的最严重后果，并不是GDP增速放慢，而是非自愿失业大量出现。在提供就业上，中小企业才是大头，救助中小企业就是保持就业和社会稳定。在大企业靠财政资金的救助，可以作出不裁员和减薪的承诺时，中小企业以及整个社会的信心将会如何？这个成本不可不察。
比居民收入增长更快的是GDP，而比GDP增速更快的是财政收入。财政收入增速，在某些特定时期，超过GDP增速不一定就不合理，特别在转型时期，这种合理性可能还更充分一些。可是，合理与否的标准，是看财政支出是否更多呈现出公共财政的特征，以及支出的结构是否更加有利于市场配置资源。很遗憾，在财政收入超高速增长的同时，财政没有很好地履行公共财政的义务。除了经济建设费、行政管理费等所占比例过高外，财政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支出严重滞后，已经影响经济健康增长。
在经济高速增长时，财政的功能性缺失也能被掩盖，毕竟就业情况还不错，毕竟人们还有收入，虽然不高，但还可以支付一部分社会保险费用。在经济增速突然下滑，而就业位置又不保的时候，财政的空档，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的必要性，一下就突出了。
据《福布斯》公布的2009年税收痛苦指数，中国排在第二位，仅次于法国，这多少有些噱头和哗众取宠，有关方面对此已严词驳斥。但也不能不承认，中国企业和居民的总体税负比较高。比如流转税，17%的增值税税率是世界上最高的，还有和增值税捆绑征收的税率更高的消费税； 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也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问题在于，只有不多的国家同时征收增值税和所得税。同时，已经并正在酝酿征收的新税还有好几个。
税负高，也不是不可理解。欧洲一些国家就是如此。不过，高税收应有较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相对应，而这恰是中国财政亟须改进的。所以，在金融危机的当口，政府仍然在积极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特别值得称道。同时，其他的保险和福利制度改革也应一并推行。就像大家说的，没有了后顾之忧，老百姓才敢花钱。70多年前，凯恩斯就把这个道理说得很清楚了。常常听一些专家说，要警惕欧洲高福利的弊端在中国重演，比如影响工作积极性，加重财政负担等等。这不免太有些危言耸听和“未雨绸缪”了！
所以，在深化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之前，首先要进一步改革财政体制，对积习多年的不甚合理的支出结构，须伤筋动骨式的调整，以给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改革留出足够的资金准备。而在财政体制和某些固有观念没有改变之前，即使有第二轮的刺激资金，可能仍然是扩大产能，而不是增加居民收入，加上资金回报和激励作用的边际效用递减，效果可能没有人们想像的好。
还是期待改革吧。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融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