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
汽车业衰落只是美国商业模式失败的牺牲品之一。
当美联储试图用经济数据证明美国经济正在企稳时，美国三大汽车巨头之一的克莱斯勒却不得不申请破产保护，并与同样近况不佳的菲亚特抱团求生。尽管克莱斯勒早已不在世界顶尖汽车企业之列，但汽车作为产业链最长并被视为美国实体经济坐标的行业，走向衰落还是极具指标意义。笔者曾说过，假如通用汽车收到破产通知书，预示金融危机在实体产业造成的“达尔文主义”式洗劫将达到顶峰。已有美国媒体评论，克莱斯勒将是美国漫长噩梦的开始。也许，美国经济还没有糟糕到这个程度。世人注意到，上任已逾百天的奥巴马在拯救美国经济方面的表现，虽然无法与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3年的表现相提并论，但美国金融市场似乎从极度恐慌中缓过神来：道琼斯指数4月上涨了7.4%，标准普尔500指数创下了1938年以来历年4月的涨幅之最，消费信心指数和ISM制造业指数也在回升。不过，美国经济正在渐渐企稳的基础非常脆弱，而一季度6.1%的降幅对投资者信心的打击则是巨大的，假如再有意外事件发生，脆弱的金融市场随时可能断送经济复苏的希望。
其实，自从次贷危机演变成全球性的经济与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政策的着力点并没有综合考虑短期刺激与长期增长之间的平衡，而是在低估危机影响之时，不负责任地采取了对外转嫁危机成本的做法。直到雷曼兄弟倒下并在金融市场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之后，美国才打起精神采取相关应对措施，不过，为时已晚。市场恐慌情绪被高度发达的传媒报道急剧放大，白宫于是只能寄望于先把金融市场的大面积出血止住。但是在高达600万亿美元的有毒金融衍生品面前，区区8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很难产生实际效果，救市边际效应在无情递减。然而，即便如此，奥巴马政府还是硬着头皮把95%的救市资金投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目的是希望通过稳定金融市场来提振消费信心，最终拉动制造业复苏。
只是，今日美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与70余年前相比要复杂得多。曾经在自由竞争的旗帜下打造出的貌似强大无比的美国商业模式，已难支撑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寅吃卯粮的美式资本主义，无限放大了金融在财富创造与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正如美国学者阿尔贝尔指出的：“资本主义越是成为短期财富的创造者，就越会成为长期社会价值的破坏者”。30年来，在以美元为中心的支付体系和无休止的金融创新的卵翼庇护与支撑下，极度繁荣的美国金融业在缔造了令人瞠目结舌的财富繁殖速度的同时，也把本应是经济发展最扎实根基的实体经济挤到了一边。以至于华尔街金融寡头和华盛顿经济高官认为仅仅靠金融资本就足以统领全球经济。尤其是在“有效市场假说”和金融衍生工具数学的支撑下，华尔街推出的一个个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品使得风险评估无法跟上产品的开发，最终导致金融机构愈加强大的同时也愈加脆弱，而且这种由金融衍生品引起的损失一般很难发现，等到最终暴露出来时候，要想及时止血为时已晚。
因此，这场发生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与金融危机，既是全球经济失衡以及美国不负责任经济政策的产物，也是美国商业模式失败的必然结果。美国经济能否迈向复苏通道，取决于美国能否在反思寅吃卯粮经济模式的基础上，真正发动一场金融监管革命；取决于美国企业能否在短期利润与长期价值之间找到合理的均衡点。
首先，美国应当正视其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倒挂后引致的经济风险，反思其饮鸩止渴的经济发展模式，尽早收回往昔损人并不长期利己的经济政策，抛弃长期以来的自私和短见，找到金融业的病灶，切实加强金融机构的监管，通过发动金融监管革命恢复传统金融业的正常秩序，在清舔伤口的同时通过刮骨疗医来建立确保经济健康发展的金融体系，以制止美国资产下跌的恶性循环，进而找到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平衡点。切不可在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经济全球化逻辑安排下，通过开动美元印钞机来向别国转嫁金融危机。
其次，传统的盈利模型应当及时回归到美国企业的商业模式之中。切不可通过制造新的泡沫来营造经济复苏的假象。世人注意到，尽管本次经济与金融危机对通用电气、微软和英特尔等这些处于世界顶层的美国企业也产生了不小的冲击，但由于这类企业比较注重短期利润与长期价值之间的均衡，重视研发与稳健经营，因而在危机中时刻表现出了很强的抗击打能力。而太多的美国企业却在金融模式论的指引下，专注于追求股票价值，忽视了企业本身的可持续发展。其结果正好印证了一个常识：以赚钱为目的的公司不一定是利润最大的公司。企业可以贪婪一点，但如果因此不能自拔，则不仅弄巧成拙，还会对经济发展造成难以修复的破坏性影响。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