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坚
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4月29日就推进上海“两个中心”建设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把上海打造成“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既是上海市政府为寻求摆脱全球金融危机困扰、探索未来新的增长点所做出的重大战略选择，也是中央政府在金融危机环境下探索中国可持续发展之路所构建的一个大国发展战略。
上海经济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缩影，对外依存度高，对国家贡献大，这场金融危机直接挑战了上海外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根据纽约、伦敦、鹿特丹、东京发展的经验教训，双中心建设会起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效果。比如，摆脱以前货运的单一发展模式，而通过大力发展船舶融资、海上保险、航运资金结算、航运价格衍生品等航运金融业务，将能同时提高上海航运业的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和上海金融业对“长三角”、全国乃至世界的服务及辐射能力。仰仗着17年来浦东新区的迅猛发展，上海无论是金融专业人才的凝聚力，金融创新的市场条件，还是社会整体对金融业的认可和接受程度都要走在其他兄弟城市的前面。发展高端服务业的任务自然就会落在条件相对成熟的上海身上。而上海制造业的成本优势在不断弱化，产业定位的不明确，不仅因为恶性竞争或地方保护主义等因素会影响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效率，同时也会阻碍中国这一地区差异鲜明的大国探索多元化发展和产业升级的治国战略。
但是，在笔者看来，由于中国的产业结构、要素配置和增长模式都无法在短期内适应和配合上海两个中心建设所需要的制度环境，所以，服务业转型在战术上如果以下几个问题不能妥善处理，会欲速而不达。
首先，能否遵循合理的“转型”步骤和把握正确的推进节奏和时机。比如，对于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而言，上海应先着重发展银行间的债券和货币市场，早日实现利率的市场化。要让全国能够适应利率市场化，上海需加强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和服务，提供有效的风险规避手段。然后，再进一步加强金融市场的多元化建设和金融产品的创新能力，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开创良好的、集“人才、创新和制度文化”为一体的金融生态环境。再比如，大力扶持和开展私人银行业务，对调动金融机构的资源，使其服务于上海双中心建设十分有必要。在这次国务院的《意见》中，特别强调要发展投资银行业务，说明中国政府并没有片面吸取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而是注意到了要为中国资本市场输送更多能够带来财富效应的优质企业，必须培养一批专业化的投资队伍，开展服务于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金融创新。以此借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贸易中心一起推向世界经济舞台，真正实现经济大国和金融强国相匹配的可持续的大国发展模式。
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先行先试过程中，推出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业务，提前允许一部分符合条件的外资机构和企业发行人民币债券和人民币股票，率先启动外资部门在中国的融资功能，也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一个胸有成竹的开放战略。但是，如果不注意“开放顺序”，眉毛胡子一把抓，或者过于谨慎举步不前，那么，两个中心建设就会仅仅成为一个形象工程或一个动听的美好概念，在这过程中将造成无法接受的宝贵资源浪费。
第二，要重视和其他世界中心城市的“功能神似”，而不能停留在物理环境的“形似”水平上。尤其是在国际金融中心方面，我们不能被接踵而来的产品创新和市场开发拖着鼻子走，一定要尽早使全球金融资源得以有效配置的六大基本功能得以发挥——价格发现（良好的投资环境需要我们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尽快放开利率和汇率等要素价格的管理）、风险分担（这一功能是否有效发挥也会受制于市场的金融创新能力和冷静应对风险的金融文化）、流动性保障(根据国外成功的经验，大量国际资本的净流入可以加快本国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步伐。对于中国而言，就需要我们尽快在资本账户项下的自由兑换方面做出重大突破)、信息生产(国际金融中心能否得到海内外投资者的认可，关键就在于我们是否具有一流的现代化信息披露平台和包容的信息披露的胸怀)、公司治理（它需要规范的监管体系和崇尚公平竞争的企业文化）和价值创造（中国实体经济强劲发展的果实能否让所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参与者都能公平有效分享，需要我们尽快建立一套符合国际标准的、完善的法律制度和会计审核体系）。
第三，上海“双中心”建设首先一定要服务好“长三角”和全国经济的发展，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进一步利用好这一平台，推动亚洲区域的经济和金融合作。至少在今天，与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多方位合作，能非常有效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双中心建设的步伐。今天，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环境中，产业的分工和合作不仅给双方带来双赢的效果，也不可避免会影响本地区或本国经济在产业链上所处的位置，所以，为了能增强本国经济抵抗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中国建立多元化的产业结构也是十分必要的。为了保证人民币国际化的宏伟战略得以早日实施，中国应该借助于“双中心”建设（今后，还应该纳入贸易中心建设，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中心的范围优势和规模优势）来探索与亚洲合作的新模式。比如，在金融中心的业务架构中，进一步建立和导入亚洲共同基金、亚洲美元离岸市场等业务。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部门要鼓励制度、技术和产品创新，对所出现的问题要敢于承担一定的风险，通过制度创新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而不能一出问题就打退堂鼓，就把金融创新的节奏放慢下来。
不管怎么说，那些可能出现的问题，都是中国金融创新、积累国际金融中心运营经验所需要付出的学费。欧美在金融创新的过程中也经历过无数次波折，结果在危机过后金融创新能力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变得越来越强。当然，由于开放程度的大大加强，政府的宏观政策运作模式和现有的监管思路会受到莫大的挑战，对此，相关部门应该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