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4月 30日评论

　　甲型H1N1流感使世界经济雪上加霜

　　对于甲型H1N1流感的爆发，研究者们给出了非常黯淡的前景。

　　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认为，如果爆发一场像1918年至1919年西班牙流感那样的流行病，则全球的GDP总量则将缩减4.8％。经济学家分析说，流行病一方面削弱了全球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使全球的供给大受影响，结果便是消费者消费下降，而投资者则裹足不前。

　　2003年亚洲抗击SARS便是显著的例子。流行病突然爆发，使得个人消费急剧下降，人们避免外出。4月29日，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隆说，国民如果没有急事——在5月1日到5月5日之间，最好不要上街。而在此期间的运动会、音乐会也将关闭，大街上的酒吧和夜店也空无一人。

　　无疑，零售业遭受了巨大创伤。

　　对此，金融市场反应敏锐，墨西哥比索对美元比率应声下跌5.5％。而墨西哥金融部长则指出，基于亚洲先前的例子，此次甲型H1N1流感将给墨西哥带来0.3％至0.5％的GDP损失，而全年的财政赤字也将占GDP总量的0.7％。

　　更为严峻的是，甲型H1N1流感是在全球经济信心低落之时爆发的，这也进一步挫伤了人们希望从目前的萧条中快速复苏的希望。

　　不过，甲型H1N1流感的影响目前还不确定，但研究者却普遍认为这种不确定性也将对投资者造成打击，因为人们对安全的担忧将急剧上升，因而世界贸易必将深受影响。（张金翠 编译）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4月 28日署名文章

　　赌博合法化：美国的错误趋势

　　随着巨大的财政开支的增加，财政赤字也变得越来越大，一些政客开动脑筋为国家想出了新的“生财之道”——赌博合法化。然而，如果政治领导人真心想让经济健康发展的话，那么他们不应该这样做，相反还要“有罪约束”各种赌博。

　　近些年来，学术界、商界和政府专家们不断发出报告警告说，政府从博彩业中抽税简直是一种“掠夺行为”——因为它们不但腐蚀了美国的财政，也败坏了国际间的商业、经济和金融体系。

　　据权威研究指出，最近5年，赌博上瘾的人数翻了一番，而因为赌博破产的人士也大幅上升，因此相应的是，赌博引起的犯罪也以每年10％的比率向上攀升。事实上，在过去15年内，政府每得到1美元的税款，便要在其他社会资源方面流失3美元。

　　其实，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赌博才在美国一些地方获得合法地位。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赌博经济榨干了消费者的财富，破坏着国家的经济安全，使银行、金融机构和股市处于动荡。

　　不仅如此，俄罗斯一度也深受其害，在2006年普京总统下令全俄境内2230个地方的“赌博合法”无效。就在同一年，奥地利、意大利和法国也启动了打击赌博的相关法令。之后，研究发现，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出现了生产增长和消费增长的趋势。

　　然而，美国却是背道而驰。“9.11”之后，为了“帮助”美国经济发展，赌博业在美国兴旺发达——国会说这一产业带动了商业消费，而且还带动了就业的提升。因此，从美国西部到东部的各州长们都希望能扩大赌博合法的区域。不过，这却是错误的趋势，赌博合法化只能使经济危机更严重。希望奥巴马对此能有足够的清醒认识。

　　（作者：《国际赌博报告》主编约翰·沃·金德特 张金翠 编译）

　　《朝日新闻》4月30日社论

　　日本当年“公害”经历应成中国借鉴

　　作为曾经的“公害大国”，日本应该利用自身的经历为中国解决环境问题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在环境领域无论是民间还是政府间的合作逐渐增多。例如，日本的北九州市在20世纪60时代颇受公害之苦，该市利用自身经历很好地帮助了中国大连市1992年以来的环境改善事业。日本政府开发援助计划（ODA）的重点亦放在环境问题上，近年来的日元贷款有60%都在环境保护领域。2007年度日本面向中国的日元贷款到期，但是考虑到中国环境问题的重要性，日本应该采取其他支援政策以取代日元贷款的政策。

　　麻生太郎首相和温家宝总理4月29日在北京会谈时表示，中日将在环境和能源节约等问题上加强合作。但是，迄今为止的合作主要集中于提供资金和技术方面。当前更重要的合作应该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加强环境保护方面法律法规的交流。比如，“被告举证责任”是2004年12月才在中国得到明文规定的，中国政法大学王灿发教授认为，这是“中日法律交流的成果”。

　　其二，加强环境保护NGO的合作。中国的“公害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CLAPV）与“日本环境会议”组织交流频繁。后者在日本水俣病等四大公害诉讼案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梁宝卫 编译）

　　《金融时报》4月29日专栏

　　欧洲的计划对私募股权有破坏性冲击

　　欧洲委员会近期对另类投资基金经理的建议指令遵循了一种荒唐的逻辑，委员会内许多人都能意识到这一指令的危害性及不现实性。建议将把一大批中型市场私募股权基金带进一个代价沉重的管制体制中。

　　委员会干涉的理由是“系统危机”，另类投资基金经理被认为要对“系统危机”负责。的确，他们中的一些确实需要被问责（诸如对冲基金，尽管这一情况也是未经证明的）。但是无论是在这一提议中还是在一系列国际报告中，并没有明确证据表明私募股权需要承担增加了“系统危机”的责任。委员会没有理由干涉私募股权。如果这一指令变成了法律，这将对产业造成极具破坏力的冲击。基本上使私募股权基金无法和其他形式的所有权相区别，从而使它们失去推动行业发展的能力。在经济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改变行业的竞争力，可能会破坏私募股权帮助英国经济摆脱衰退的能力。

　　私募股权基金在挽救衰落公司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对于私募股权，欧洲的政府机构应该是鼓励而不是用强制管理相威胁。

　　欧盟委员会的这一计划具有反竞争的偏见，范围广泛的私人控制公司将不被包括在管制中，而那些被私募股权所拥有的公司将被迫服从规定。同时，这也将对管理者带来巨大的、有害的负担。另外，欧洲私募股权产业有60%在英国，这一命令将不利于英国的商业发展。

　　（作者：英国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协会首席执行官西蒙·沃克    贺艳燕 编译）

　　《经济学家》4月30日评论

　　拉美经济：脆弱的好名声

　　过去的两个世纪，拉丁美洲一直是人们讽刺放任型经济政策的嘲笑对象。现在这种根深蒂固的看法显得过时了或至少它仅仅适用于拉美地区的某些地方。过去十年来，拉美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已经大大地改进了他们的经济政策。可惜这些成就未能庇护这一地区远离世界衰退的洪流。

　　有预测称拉丁美洲的出口将在今年紧缩，明年才会有微弱的恢复出现，所以人均收入将缩水。然而，拉丁美洲并没有因内部的虚弱不断增加自身的麻烦，其政府已经能够用反周期的政策缓冲这一打击，竭力避免通货膨胀和货币地位弱化的情况发生。

　　然而，政府所能做的仅是缓和危机。减少的税收来源、难堪的账目，降低了政府的借款能力。就策略而言，政府现在应优先考虑的是继续维持他们历经很难才赢得的金融稳定性的好声誉。这将意味着政府必须对预算采取严格管制。同时，政府要帮助穷人集中花费于公共事业，如避免孩子营养不良，学生失学以及加强健康服务等。 经济危机的另外一课，是拉丁美洲的增长有太多归因于外部环境、低息借款和高商品价格。改变这一状况需要巨大的努力，不仅仅是改进教育，也要使长期拖延的改革生效，例如对于劳动力市场的改革。 （贺艳燕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