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琳整理
我还是“新”人
问：您在美国呆了多久？
杨：我在佛罗里达读书呆了3年，后来14年都呆在纽约。
问：四川美术学院77届油画班里的学生都已经成为当下知名的当代艺术家，如罗中立、何多苓、张晓刚、周春芽等。而您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但也是最为不同的，始终在突破传统绘画的道路上坚持着。
杨：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我也算是个“老人”了，也经历过“伤痕美术”、“乡土艺术”，我的毕业创作就画了几个农村的小孩，也是很乡土的。而且还跟罗中立他们合作《孤儿》参加全国美展。只是在“85新潮”时期，我就去美国了，没有直接介入“85”、 “89”大潮。但我在美国经常和张晓刚、毛旭辉他们通信，并长达10年；还是“新具象艺术群体”在美国的联络人，协助策划过他们在美国的一些展览。虽然当时我不在国内，但在纽约目睹了后现代艺术发展的一段过程，从新表现主义到抽象，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都有，这些经历为我打下了一些基础，整个思路放开了。2002年回国以后，重新进入中国的当代艺术，一直到现在，年龄虽然不小了，但也只能算一个新的艺术家。
问：您的《超常》获得了极大的好评，是什么触动您创作这些作品的呢？
杨：我觉得艺术家做作品要有感而发。这次危机是百年不遇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我对此比较有兴趣，经常思考一些问题，我觉得首先当代艺术有一种批判性，直接介入社会。为什么传统绘画不属于当代艺术？因为它体现一种逃避的心态，隐居山林、自我逃避，没有关注当下的生活。
人总是要突破自己
问：为何你能拥有如此开阔的思维？
杨：思维不能老化，不能受市场的影响，实际上现在国外的那些大师，他们做的东西都是非常多元的。从达明·赫斯特到杰夫·昆斯、草间弥生，他们都在不断地改变，不断地思考，从来没有重复的。一旦重复了，他们就会被淘汰了，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因为重复是没有生命力的。
问：国内现在很多艺术家都还在重复用着自己的符号，而您从浴室系列、水珠系列，再到现在装置作品，您总是在用不同的形式去尝试和实验自己的观念。
杨：人总是要突破自己，超越自己的。其实我这样做有很多的风险，不断地改变风格会影响艺术品的市场。但我不愿意重复，我想不断创新，否则就没有创作的兴趣了。比如活动绘画跟平面绘画就不一样，作为双重绘画，从观念到形式到媒介，它们之间的关系为观念的表达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现在我又在做一些纸屑的绘画，这个材料挺有意思。铜、玻璃钢、丙烯、油画等都是传统媒介，本身没有什么文化内容，而用杂志纸屑作为媒介来做作品，它本身就有一种文化内容，而不仅仅是一个媒介。
问：在国外呆了17年，在目睹其后现代艺术的发展之后，您又如何看待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呢？
杨：我觉得中国现在挺好的，有各种各样的艺术家做不同的作品，有很多好的艺术家，前景很乐观。因为金融危机的波及，艺术市场受到影响，但是这个是暂时的。现在有很多年轻的艺术家也在成长，中国当代艺术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关注度会越来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