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5月6日专栏

　　面对金融危机：亚洲自力更生

　　亚洲开发银行（ADB）年会无疑是一次观察亚洲各国应对金融危机方式的绝佳机会，透过这个窗口，人们可以发现亚洲各国是如何通过自身的力量来渡过难关的。

　　自从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亚洲各国便在着力加强区域合作，一面尽力提高经济增长，一面避免了各成员国之间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带来的弊端。不过，这次会议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各国的财经官员们表示，在西方不再能领导世界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各成员国的经济调整实际上举步艰难。

　　两年前亚行还在为多余的资金而发愁，而现在它则发现自己的“金库”已捉襟见肘。比如，像印尼和菲律宾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为了获取更多的资金来应对日益上升的财政缺口和国内失业率，已经数次敲响了亚行的大门。

　　基于此种局面，亚行各成员表示将会增加200％资金投入，以便于对贫穷国家增加更多的援助。尽管，这些资金对于这些发展中的经济体来说是杯水车薪，但如果考虑到还会有世界银行和其他一些机构援助的加盟，那么人们便会有相当的信心在亚洲一些国家推行经济扩张政策。

　　同样重要的是，东盟10＋3机制在亚洲经济复苏中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在1200亿美元的资金库中，光中国和日本的捐助就超过了一大半。以至于有分析指出，“这简直就是亚洲版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这样，一种泛亚区域主义（pan-Asian regionalism）正变得越来越强劲，它也正成为亚洲各国回应世界经济形势的一种强有力机制。

　　（作者：美国著名专栏作家菲利普·布朗宁 张金翠 编译）

　　《华尔街日报》5月8日文章

　　回归撒切尔革命

　　30年前的这一周，撒切尔夫人率领的英国保守党在大选中胜出，由此在西半球掀起了一场以私有化和放松管制为特征的经济改革浪潮。一时间，凯恩斯主义风光不再，欧美各国经济发展很快因为小政府和自由市场模式的推行而达到了一个黄金时代。

　　1979年，通货膨胀、失业攀升和经济衰退在全球蔓延。当时，因为中东局势的动荡，石油价格高涨了两倍，致使西方世界的衰退现象随处可见，英国被当成“欧洲病人”。然而，“铁娘子”上台之后，情况在一点一滴地发生变化。

　　其实，那时的澳大利亚经济也举步艰难。当时，霍华德还只是一名保守的出纳员，但1996到2007年间他担任澳大利亚总理。虽然他从来没有见过里根，但幸运的是，他与撒切尔夫人自1976年之后却会面多次。渐渐地，自由市场经济的理念深入到霍华德的心里。当他在1996年上台之后，霍华德便大踏步进行改革，使得澳大利亚从高度保护的经济过渡到令人羡慕的自由工业经济，这事实上确保了澳大利亚对世界经济衰退的免疫力。

　　然而， 30年后，撒切尔、里根和霍华德的时代已进入历史的垃圾箱（the dustbin of history）了吗？事实上，在当今金融混乱中，人们看到奥巴马、布朗和陆克文的种种表现，可能认为的确是这样。人们发现，大政府和经济管制的幽灵又重现于西方。

　　不过，这却是对过去30年世界经济发展的一种致命误读，因此，回归撒切尔革命便成为时代的选择。

　　（作者：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汤姆·斯维泽 张金翠 编译）

　　《金融时报》5月7日文章

　　非洲必须走出自己的成功之路

　　世界的领导人中有许多依然相信，他们能够用情感和援助来解决贫困问题。

　　世行前经济学家莫尔有争议的书《援助之死》给今天的援助文化做了精确的评估。援助和贫困的循环是持久的：只要穷国只想着获得援助，他们将不会去积极工作来发展经济。所以莫尔认为，在未来的五年中援助应该停止。这个观点是太激进了，但我们确实该考虑什么时候以及怎样最好地停止接受援助。

　　援助不仅经常未能达到其目的，也较少解决贫困和社会的隐含问题。援助可能使人民生活更加不稳定、分离，正如阿富汗前财政部长阿什拉夫·加尼指出的，援助加深了民主选举的领导与平民之间的紧张关系。

　　但不要误解，非洲真诚地感谢外援，但援助国应支持我们试图自己努力的愿望。没有人应该假装会比我们自己更关心我们的国家，或者假设他们比我们更知道什么对我们有益，他们应该尊重我们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同时，我要说，没有人欠卢旺达人，在使用别国纳税人的钱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心安理得。政府活动应该聚焦于支持企业家，因为它打开了人们的思想，培育了创新，使人们得以施展他们的才能。如果人们被免于竞争的压力，他们将越加无能。

　　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卢旺达没有什么自然资源，缺乏特别基础建设、教育投资不足。但是，我们仍然有理由乐观，我们有建立在可靠竞争条件上的清晰的出口政策。我们的咖啡、旅游、茶都有很好的市场前景。同时，我们已经减少接受的援助，去年卢旺达经济增长了11%多。当然，尽管这些鼓舞人心，但我们知道通往繁荣的道路很长，也很不容易。

　　（作者：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    贺艳燕 编译）

　　《泰晤士报》5月8日文章

　　通胀神话：最大的公共政策失败

　　债务和房价在过去同时升高了，但是我们被告知，只要保持一样在控制中，事情就会好转。当事情进展不顺时，人们的本能是寻找可以责备的对象。今天，许多人惯例地将经济危机归罪于投资银行家的贪婪，中央银行的冗繁、管理者的疏忽。信誉评价机构评了太多A，公众愚蠢地借了太多钱。

　　那么是什么使得人们这么鲁莽呢？其实鲁莽消费、投资的人也是受害者。他们的错误是他们相信了他们被灌输、告知的话，在一种假象的安全中放松了警惕。政策制定者一直宣称通货膨胀维持在一个水平就是稳定的象征，所有好事情将会继续，增长的就业率、经济的繁荣稳定。

　　不幸的是，这个想法被证明是一个神话，这是我们时代最大的公共政策失败。关于通货膨胀目标必要性和足够性的模糊区别对均衡的误解需要负责。创造出的错误印象：低通货膨胀意味着金融的稳定性。通胀目标政策鼓励了借款、投资都很安全的观念。

　　这种让银行家借出更多，贸易者冒更大的风险，房屋拥有者借入更多，管理者放松管制、政客肆无忌惮吹嘘的神话坍塌了，它将我们集体带入黑暗。通胀目标的神话也是在国际银行系统中过分自信的直接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危机来临时，金融业受打击如此严重并且范围如此广泛的原因。

　　因此，危机真正的罪魁祸首不是管理或记账标准，也不是一个人或一个机构、一个产业，而是一种观念——通胀目标的神话。它使我们相信，在低通货膨胀年代不会发生经济灾难。然而，正如我们现在所知，没有人能依赖通胀目标来确保安全、发展以及稳定。

　　（作者：英国政策研究中心主席莫里斯·萨奇 贺艳燕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