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对我国今年GDP增长前景的预测，成为各知名研究机构的关注点。乐观者认为9%的增长率可以期待，甚至经济有过热之虞；悲观者则认为在周边国家经济一片萧条的情况下能够保八已属不易。两派观点都有统计数据佐证。其实在当前背景下，争论的政治意义已远大于其经济意义。我们且跳出圈外来看待GDP增长这一问题。

　　我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世人瞩目，同时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区域差距显著，经济重心明显偏向东部发达地区；二是经济发展成果非常显著地体现在物质资本积累上，大量研究表明，物质资本积累是我国各省区经济增长存在差异的主要源泉。

　　资本稀缺和劳动力相对丰富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大前提，目前依旧如此。改革开放后我们走的是一条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之路，即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但与此同时，因为交通便利之故，特别是对外贸易便利，东部沿海地区此类企业星罗棋布。在某种程度上说，随着内地人流、物流、资金流源源不断地流出，内地产业空洞化趋势明显，尤其是农村的生产集聚能力急剧衰退。

　　在外需疲弱的状况下，我们才将目光转向内需，转向农村。尽管时机已有所迟滞，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但目前谈扩大内需，在区域差距、城乡差距日渐扩大，人均GDP3000美元的背景下，显得有些奢侈。当务之急，是要找准经济持续发展的薄弱环节，然后对症下药。

　　薄弱环节就在于居民收入不高，物质资本积累若不能转化为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只能是一种变相浪费。提高居民收入有两个途径，一增一减，增收减支，增加收入，减少支出。中国居民家庭最大的支出莫过于医疗支出（还有教育），特别是农村居民，许多脱贫后又返贫的农户大多由于家庭成员医疗费用支出过多所致，一次的花销是几年的收入。政府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行全民医疗保险，政府拿大头。钱从哪里来，从国有企业那里来。国有企业本来就是全民的，人人有份，但实际很大程度上在较长时期内国有企业成了特殊利益集团的小金库。所幸的是，2007年底，国资委与财政部联合发布了《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大型国有企业每年拿出5%-10%的利润作为分红上缴财政部。如果将这些资金用于支持医疗（或教育），将会给特别是低收入家庭带来很大帮助。而且，它还有助于控制国有企业容易出现的过度投资行为。

　　增加收入，主要是增加就业。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工资性收入占居民收入的绝大比例。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是2009年的三大任务，保增长只是三大任务之一。民生主要涉及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而保稳定主要是社会稳定。在这三者之中，有一个牛鼻子，那就是民生中的就业。就业是民生的固有内涵，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这很容易理解。但就业与增长的关系颇为复杂，若不能很好地处理，往往会增加经济自然熨平波动的难度。

　　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就业量的自动增加，君不见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就业弹性明显下降，主要原因是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优先战略引导的经济增长并不能带来就业的明显增加。真正能带来就业增加的是第三产业，而第三产业恰恰是我们的弱项。当前出台的各项刺激政策，真正有利于推进第三产业快速发展的比例并不是很高。四万亿以及后续可能的投资中，中央企业是大主力。以第三产业为主的中小企业几乎不可能分一杯羹，即使是正常贷款也是求告无门，这在金融危机持续蔓延的眼下，往往成为企业倒闭的主要原因。

　　推进第三产业持续快速发展，必须从制度上解决问题。第一，打破垄断。开放服务领域，真正引入来自私人领域的竞争。竞争创造活力，就业岗位的增加，生产率的提升也随之而来。目前，中国的服务行业基本由大型国有公司所主导。电信、金融服务、物流、媒体和娱乐——都可部分或完全向私人投资开放，这对创造就业将大有帮助。第二，改革地方官员政绩考评办法。长期以来，GDP增长和税收是官员升迁的主要衡量指标，争投资，上项目成为官员的主要工作，至于创造就业、社会服务、环境改善等涉及民生的主要内容则仅仅是作为副产品而出现。

　　当前是我们国家发展的困难期，也是最大的机遇期。我们应抓住机遇，总结30年改革开放经验教训，深化改革，经济上充分释放民营资本活力，政治上改革用人机制和考核机制，使经济增长这一巩固上层建筑的重要基础，实实在在地与民生相结合，而不仅仅是一个真实的幻象。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