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注定是今年春夏间上海一系列论坛的最突出主题，不管与什么“佐料”搭配，这套大餐的“主料”是不会变的。而从一开始研究建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方案时，就有个问题是所有人都没法回避的：如何处理上海和香港的关系。

　　我比较赞同上海社会科学院王荣华院长的观点：沪港之间绝不是竞争，而应该是共赢。先不说如何实现，仅从逻辑上讲这就必须是个前提。试想，如果上海金融中心建设是建立在做空香港金融地位的基础上，那么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价值又有何好处呢？除非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证明，香港的金融效率低到了必须置换的程度，并且还得证明上海未来的金融中心效率高到足以弥补做空香港的成本，否则，这样的盲目竞争的最后结果——且不说对于上海和香港两地——对于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是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的。

　　在这方面，国外的历史教训也是明摆着的。上世纪30年代，美国试图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经济，结果无效，几十年后一群“好事”的华尔街交易员们用当时的资产头寸“复制”了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发现做多的头寸（主要是基础设施）当时并不能证明是效率高的（事后也不能作出这样的证明），而做空的头寸中却存在许多当时绝对是市场公认的“好”产业。最后，这些交易员们用金融工程手段证明了当时美国政府经济决策的失效性。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在做多一些头寸的同时，如果必须以做空另一些头寸为代价的话，矢量头寸的“代数和”（也就是对冲结果）才是我们决策的依据。如果我们做不出最终头寸的对冲结果（实际就是不能证明决策的有效性），那么尽量同时做多这些头寸，即使单一效果不如原先，这样的次优方案也要比没有任何依据的、仅凭想象的最优方案要好得多。

　　从国外现有的研究成果看，金融中心地位与机构集中度的相关性是很小的，而与市场发达程度的相关性才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一个城市能否成为金融中心，与能吸引多少金融机构进驻关系不大，反倒是与金融市场的建设,尤其是与市场制度建设息息相关。在这方面，沪、港有足够的理由和机会凭借各自优势互补，而不是所谓争夺有形资源。尤其是在网络通信如此发达的今天，远隔大洋的纽约股市和上海股市都在研究跨时区交易，相对而言，“近在咫尺”的沪港是不是在“一体化协同”上能多做些文章呢？

　　不过，这还只是“内部矛盾”，对外，上海还要面对东京、迪拜、新加坡等多个城市的竞争。国外学者虽也礼节性地对上海金融中心建设提了些建议，可骨子里是不可能心甘情愿的。一位来自法兰克福的德国学者就挑破了这层窗户纸：我倒要看看你们是怎么在利益和竞争中取得平衡的。

　　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先生有句话切中了要害：“不要总带着要当老大的思想和人家谈合作，那样人家是不会支持你的。”吴大使的话绝不是空穴来风，在早些天的 “上海亚洲金融合作论坛”期间，有媒体的新闻稿中就有“与会者就人民币国际化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展开了广泛讨论”这样的话，但就我所亲历的整个过程来看，没有一个国外学者是就我们所说的“人民币国际化”来发言的，谈得比较集中的是他们的货币与人民币互换问题。我去年在上证报上写过一篇文章，重点阐述了货币互换不可能换来人民币国际主导地位的内在逻辑。实际上，货币互换和我们冀望的人民币国际化是两个概念，前者是权利和义务的对等，后者则是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现在你要人家和你坐下来谈由你来主导人家的事，人家怎么可能那么心悦诚服呢？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以为，近期内与其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挂钩，不如把前者和亚洲金融合作结合起来，让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建立在服务于亚洲实体经济这块基石上，或许，这样我们的工作会比现在要扎实，至少比现在被普遍戒备要好得多。

　　（作者系哈尔滨商业大学金融学院金融金融工程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