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把上海定位成与纽约、伦敦比肩的国际金融中心这个目标，在目前看来有点亲切又遥远，但随着国务院关于上海推进“两个中心”建设的《意见》的出台以及上海相关配套实施意见的渐次落实，上海可以说迎来了加快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经济结构战略升级的“黄金十年”。如果上海能够充分把握这段极为难得的战略机遇期，消除制约金融中心建设的要素瓶颈，则未来十年，上海不仅将奠定在全国经济版图中的核心地位，而且非常有可能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取得战略性突破，进而成为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分工的“种子选手”。

　　只是应当看到，虽然上海为构建国际金融中心已经付出了十几年的艰苦努力，基本框架也已浮出水面，在全球金融坐标系中也拥有一定的后发优势，但未来一段时期，纽约、伦敦等顶尖金融城市对上海的lock-in（锁定）与挤压，新加坡、迪拜与孟买等同级别城市的竞争与挑战可能日趋激烈。而且，亚洲另一重量级的金融中心——东京，大概也不会平静接受一衣带水的上海拥有挑战它的金融势力。因此，上海能否如期实现国家赋予的战略目标，既有赖于中央的政策支持与兄弟省市的分工配合，更关键的因素还在于上海能否在金融发展与制度创新的过程中，走出一条有效解决上述约束瓶颈的金融发展道路。

　　从操作层面来说，尽管上海在业已公布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案实施细则中，已就如何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出了具体的任务和措施，但无论是攸关金融中心发育状况的体系建设，还是关乎金融中心竞争力的金融创新乃至相关配套制度环境建设，都离不开一个问题的解决，即金融决策与金融市场的脱节问题。但中国当下的金融分工格局是：国内主要的银行和保险公司总部几乎都在北京，上海主要承担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北京有决策无市场、上海有市场无决策的金融分工格局短期内恐怕很难改变。如果把香港的竞争因素考虑进来，上海还面临来自香港以及可能出现的深港经济一体化之后的冲击。

　　另一方面，上海在金融市场要素发育、制度环境与人才战略方面尚需大量“补课”。金融市场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核，一个世界级的金融中心必须拥有高度发达且流动性好的金融市场。这方面，上海不仅难与纽约和伦敦抗衡，就是与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地区相比也有不小的差距。而建设金融中心所需具备的完善金融生态环境也是上海的“软肋”。上海所需要的不仅是行政管理部门高效有序的金融服务意识，更需要所有市场参与主体对发展金融产业的高度认同感、浓郁的金融财富氛围以及无时不在的风险防范意识。上海尤其欠缺能够领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战略性金融人才。端视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经验，金融人才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主体，其存量水平和发展状况决定了国际金融中心的综合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水平。所以，纽约和伦敦都凝聚和聚集了世界最顶尖的国际金融人才。而上海尽管汇聚了大批国内金融精英，近年来也加快了金融人才高地建设。但与纽约和伦敦等国际金融中心相比，上海在金融人才规模与层级方面还差好几个等级。上海战略性金融人才的欠缺凸显培育和引进财经专才与高端投资家的紧迫性。倘若上海不能培养和造就一大批能够向国际金融势力叫板的资本运营高手和世界级的银行家，则在国际金融中心之间的竞争越来越集中到对战略性人才争夺的今天，上海不仅难以打破华尔街与伦敦金融城对世界金融话语权的操纵，而且在全球金融中心竞争中有被边缘化的危险。

　　基于上述分析，未来10至20年，中国在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亟须找到解决上海金融决策与金融市场脱节的建设性方案。在适当的时机，应积极创造条件使上海成为国内主要金融机构的总部所在地。并对接纽约、伦敦等国际金融中心，整合金融市场、服务贸易、投资以及研发资源，构建高度网络化的金融、法律、会计、律师、广告、营销服务体系，培育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所需要的信息服务与高端管理能力。积极创新金融人才工作机制，完善有利于金融人才集聚的政策措施，营造有利于高端金融专才来沪工作的制度环境，以培育和引进一大批具备国际化视野、全球化资本运营意识并且熟练驾驭全球性金融管理工具的高端金融人才。若如此，则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前景可期。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