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煜辉
中国经济复苏还需夯实基础
市场是神奇的，死的有时都能变成活的。
复苏的萤火之光，经过众多分析师的金口，被曲解成一场强势经济恢复的开始。股市在流动性的驱使下，过去两个月中上升超过了40％。
股市真的是那么灵敏地反映了经济晴雨？ 不妨从饱受质疑的中国统计局数据中，来找寻经济复苏的痕迹。尽管各数据之间可能会相互“打架”，但还是可以梳理出几个基本的事实。
第一，制造业偏软，经济回暖的基础并不牢靠。按照以往的规律，12％的工业增长对应于8％的GDP增速，今年一季度的GDP增速为6.1％，与之对应的工业增长要在9％以上。显然，目前这两个指标还对不上。今年一季度工业增长为5.1％，3月份反弹至8.3％，4月份又回落到7.3％，这表明当下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建筑业（主要为基建）。
国际组织比较关注中国的电力数据，因为这个指标不包括存货，又与工业增长相互对应。从今年以来电力数据来看，前3月呈环比增长态势，但4月份未能延续，5月上半旬跌势还有加深之势，这显示出当下中国的工业基础的确是偏软的。
除了机械行业、电器、交通运输在近期有转暖迹象外，一季度其余行业均不乐观。
另外， 4月份商业银行的短期贷款出现了负增长（同比负增长786亿元），企业减少短期贷款，说明短期贷款到期后企业续借的意愿不大，可能暗示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持续反弹形势并不像一季度宏观数据所显示的那样好。
如果没有工业增长的有力支撑，经济回暖还能持续多久，这几乎完全取决于政府投资还能坚持多久。今年1-4月份，信贷规模已达到5.2万亿，估计对投资刺激效应将延续至今年4季度，但以后如何维持投资景气度？这还要看私人投资、家庭消费和外部世界的复苏。
第二，楼市超预期的复苏，为当下消费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从今年以来消费增长来看，一季度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9%，4月份为14.8%，而消费对一季度GDP的贡献超过了4.3个百分点。
笔者认为，来自于房地产超预期的复苏，成了稳定当下消费增长的最大贡献因素。以今年4月份的销售数据测算，全国主要核心城市的可售面积消化时间在6-8个月之间。此前，以去年10月份的销售数据计算，全国主要城市新房的库存消化则要15-25个月。
楼市销售的放量 对耐用消费品市场的刺激是显而易见，汽车、家装、家电以及成为制造业部门显著回暖的分行业。
剩下的问题是，房地产市场的“小阳春”能否持续非常关键。
刚性需求的集中释放还能持续多久？从目前住房的潜在需求分析，年青一代大多靠三代人的储蓄积累来买房的（这放大这个群体的实际支付能力），而此时父辈和祖辈们已进入到一个“反储蓄”阶段，靠“反储蓄”人群的购买力将房价支撑起来，这是中国的一个独特现象。
当然，还有改善型和投资型需求。其中，改善型与收入增长预期关系极大，未来几年全球经济衰退恐怕会抑制大多数人的消费欲望。而投资需求则更多取决于通货膨胀预期，但通胀的实现反过来会浇灭经济复苏的火焰，这将使房屋成为投资客手中的“烫手山芋”。
第三，工业低迷实质反映了出口的大幅下降。目前，中国40％以上的产能是面向外部的，中国经济的外部依存度比当年产能扩张高峰期的日本、韩国还要高得多。
当下发达国家的进口下滑深度可能已接近底部，但在底部恐怕还会徘徊长期时期。美国一季度逆差大幅收窄，基本上是消费收缩的结果，因为进口掉得很快。与之对应的出口型经济体一个季度大多都掉到了2005年前后水平。
中国出口贸易倒退，至少会回到2006年前后水平，比2008年的高峰时期萎缩了30％以上。那么，中国重新拾回补贴国外消费者政策（出口退税）能否重整外部需求？
面对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全世界政府对经济危机都做出了有史以来最强有力的反击。中国已公布的庞大政府刺激计划几乎占到国民收入的20％。但是，真正的复苏取决于持续的私人消费取代政府需求，取决于出现新的财富创造机制去填平政府救市遗留下来的天量账单。这方面的形势是相当严峻的。
中国经济要复苏关键要走出“高储蓄，低消费”循环
中国经济基本面取决于国内投资与消费的相互关系。自2001 年以来，中国投资率不断上升至43%，不仅远高于中国自身过去多年的平均水平（38%），也远高于其他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峰值水平（日本在1970 年、韩国在1991 年的产能扩张顶峰时期，投资率也低于40%）。
与此相反，从1997-2007年，中国消费率从59％下降至48.8％（与之对应的是中国的储蓄率上升至51.2％），贡献几乎全部来自于是居民消费率的下降，居民消费率从45.3%下降至36.7％。这一数据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居民消费率的正常水平（70％左右），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的居民消费率都达到了55％。
通常，“高储蓄，低消费”被归因为中国没有真正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如果没有一张社会安全网络，即便政府如西方国家那样大肆派发消费券，你也很难看到中国人会不再约束自己的大多数购买欲望。
从根本上讲，中国人根本没钱花。实际上，初次分配比二次分配更为关键，因为这取决于这个经济体既有的增长路径和模式。在过去十年间，随着政府对经济的主导性越来越强，中国产业发展呈现出超重化工化和资本密集化方向，其中工业化率达到43%，远高于其他国家完成工业化时期水平，而重化工业所占整个工业比重不断上升至70%以上，这必然使得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会越来越偏向于政府和资本，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会越来越萎缩：劳动报酬占比持续下降。从1997-2007年，中国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至39.74%；中国的资本收入占比持续上升，企业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上升至31.29%；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0.95％上升至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和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
政府和企业拿了越来越多的钱，只能做投资和形成产能，国内形成的购买力又消费不了，就只能卖到国外去，势必又会形成贸易顺差。中国经常账户顺差由2001 年的174 亿美元上升至2008 年的4400 亿美元，占GDP 的比重也由1.3%上升至10%。政府主导型经济是投资的经济，而投资的经济最终只能走向出口的经济。所以，高储蓄必然会高投资，高投资反转过来又进一步刺激高储蓄，周而复始，直至有一天外部需求真的垮了，这个循环也就彻底终结了。
坦率地讲，如果中国不能从根本上跳出这个循环的话，未来恢复均衡的唯一方式只能是：通过企业大量倒闭、产能大量清洗，失业率和政府债务不断上升，来消灭高储蓄，恢复平衡，整个国家财富将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
即使中国经济不平衡源自过度的投资与乏力的消费，刺激计划目标仍然是刺激投资。但政府投资能不能转化为居民的储蓄与消费，能否带动私人部门的投资，就成为政府刺激计划成败的关键。
现在的思路基本上一如既往，概括为一个字那就是“拖”，通过财政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提振经济，然后等待外需的回归。不过，这一经典策略在此次危机中可能会失效，美国经济可能在短时间内还无法恢复到原来的增长水平，中国人这一次得靠自己来解决问题。
我们需要进行增量改革，调整整个利益的分配机制。为此，我们可从以下六方面入手。
一是理顺价格，放松价格的管制，让政府从能够施加影响的领域逐步退出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让要素价格能真正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以及污染损失成本。产业都是内生于价格的，价格顺了，扭曲的产业结构才能调整过来。
二是结构性减税调节资源配置方向，通过大幅提高资源税率（能够获得开采资源许可得，只有大型企业和富人），抑制重化工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粗放式增长；大幅降低私人部门和中小企业的税负，支持其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型，现代制造业的价值链做延伸，向上做原材料采购，做研发设计，向下做物流、做销售网络，做品牌和商誉、做零售就能够创造出吸收大量就业的现代服务业。从本质上讲，中小企业就是做就业的，做收入的。如此，微观上个体的效率决策， 却创造出一个宏观上更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分配结构。解决了劳动者收入问题，最终就形成了中产阶层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中产阶层是什么？那就是住房和汽车等耐用消费品市场，如果再加上社会保障和中国的城市化提速，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未来一定能迎来实质性的提升。
三是打破垄断，放松行业准入门槛，大力开放民间资本进入垄断部门，如金融、能源、传媒、电信服务、交通运输等，形成竞争机制。这样私人投资才能带动，才能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经济体的效率才能实质性改善。
四是大幅减低个税补贴居民，提高其忍受通胀的能力。中国作为一个非福利性国家，个人税负之重在全球排第五，前面四位全是发达的高福利国家（法国、瑞士、丹麦和挪威）。
五是财税制度要做根本性改革，增值税改为到流通环节的消费税，改变政府激励，从保证经济增长的投资财政体制彻底转型，尽快实现向公共财政的转换。不是哪个地方投资多、烟囱多，哪个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才多，而是哪个地方民生好，人民财富增加了，政府的税基才会丰厚。政府激励变了，GDP导向就会转向民生服务导向，政府才会真正从经济事务中解脱出来，才会把配置资源的权力重新交给市场。
六是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改革土地制度，实现土地流转，使农民能真正享受到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利益，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城市化，对于启动内需消费有长期而深远的影响。
总之，如果中国抓住了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机遇，加快对国内政治经济体系进行锐意改革：加快居民、政府、企业以及居民与居民之间的财富分配上的调整，挖掘国内需求；减少垄断、放松行政管制，释放经济活力，推动经济结构转型，我们就一定能最大限度地减小全球经济再平衡的痛苦，实现软着陆，转危为机，变被动为主动，重新创造出中国经济的奇迹。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