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涛
针对中国公众对美元泛滥和美元贬值前景的担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日前在北京演讲时强调，美国实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不一定会导致通货膨胀，他相信美联储在经济复苏时完全有能力将过度供应的货币回收。
克氏这种“不必担心通胀”论在美国有着相当大的市场。一些主流学者，如哈佛大学的曼昆和罗格夫，最近甚至公开呼吁美国应主动实施通胀策略以刺激经济。例如，罗格夫建议美国在未来几年，应争取将通胀率提高到6%左右。而这种对通胀的无所谓态度甚至是政策偏好，在美国政策决策圈同样占据了主导意见。美联储的一号和二号人物伯南克和科恩，都多次强调通胀只是远期威胁，通货紧缩才是当务之急。
事实果真如此吗？如果看看伯南克等人在另一些场合的言论，发现他们又在试图让公众相信，美国经济的“绿芽”已然绽放，复苏或许在今年年底就将全面展开。如果我们相信后一种判断，那么货币政策操作从现在开始无疑需要重大调整：从无限宽松走向谨慎收缩。因为政策有时滞。以往实证研究表明，美国货币政策时滞一般为12至18个月。如果现在不收缩货币，那么等到明年下半年通胀势头明显时，便已为时晚矣。
4月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下滑0.7%，大大低于美联储1.5%至2%的通胀目标区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半年以来汽油价格持续大跌。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趋势可能正发生变化。若扣除能源和食品价格因素，则美国核心CPI同比上升1.9%。美国货币史权威学者梅尔策说，在美国货币增长、财政赤字、美元贬值三重压力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出现进一步通缩的可能性已是微乎其微。因此，考虑通胀风险并非杞人忧天。
美国不担心通胀的背后，自然隐藏着诸多理由。以笔者观察，大致包括如下一些历史、制度和现实的因素。
首先，从历史经验来看，美国人的通胀记忆远不如欧洲人那么刻骨铭心；相反，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后遗症之一，就是美国人对于失业率指标和通货紧缩倒是特别敏感。作为《大萧条》一书作者，伯南克对上世纪30年代初美联储由于实行紧缩货币政策导致危机加剧的教训自是深有体会。而克鲁格曼最近也不断用日本陷入“失去十年”的前车之鉴来提醒美国公众重视通缩的危害性。“欧洲央行来自火星，美联储来自金星”，去年德意志银行一份研究报告中鲜明地指出了欧美关于通胀所体现出的两种截然不同立场。
其次，从现实考虑来看，笔者认为，美国之所以在投放货币方面缺乏自我约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未来全球将不得不帮助其分担通胀成本，而美国的一些利益集团甚至还可从中渔利。一方面，从2008年上半年全球通胀的过程来看，虽然汽油价格上涨使美国公众实际收入缩水，但粮食价格上涨却使美国农场主和出口商赚得盆满钵满；另一方面，众所周知，通胀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推动美元进一步贬值，从而扩大美国商品和劳务出口。
再次，无论是克鲁格曼还是伯南克，对于美联储治理通胀的能力都估计过高。从美联储以往应对通胀的做法来看，无非是连续提升联邦基金利率、降低超额储备水平，加上债券的公开市场操作。应当承认，过去一年美联储事实上也并未如我们想像般全面开动印钞机，但问题是，若美国长期实行实际负利率，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由此引发的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和美元持续贬值，一旦世界经济形势稍有好转，便会迅速激活全球范围内的通胀隐患。
就美联储近年来在通胀治理方面的表现看，其对于通胀上升的突然性、对通胀与通缩两极之间节奏转换的认识仍停留在20世纪的经验基础上。在政策实践上，去年美联储在遏制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来的输入型通胀方面的表现乏善可陈——若不是因为下半年全球经济衰退加速，美国民众恐怕还要经历更长一段时间的通胀煎熬。
第四，通胀通缩之争，表面看是学者个人学术见解分歧，实则反映了当前新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经济政策的话语权上对新古典宏观学派、奥地利学派等自由市场拥护者已取得压倒性优势。某种程度上，曼昆和罗格夫以通胀促进消费和投资的政策思路，与凯恩斯学派对菲利普斯曲线的推崇如出一辙。
最后，美联储对通胀预期和目标基准利率存在低估倾向。伯南克相信，2010年美国不会出现通胀威胁，并向市场保证，美联储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提高利率。但泰勒规则的创立者约翰·泰勒指出，美联储利用泰勒规则对联邦基金利率目标水平的测算存在明显偏差。根据简化的泰勒规则，联邦基金利率水平应当等于通胀率乘以1.5倍系数，加上GDP缺口（实际GDP增长率对潜在GDP增长率的偏离）乘以0.5倍系数，最后再加上1。假定美联储将通胀率视为1%（泰勒认为通胀率实际应当大于1%，接近于2%），GDP缺口为负4%，那么理想目标利率应当是0.5%而非美联储对外所宣称的负5%。
美国应当认识到，美元是最主要的国际货币，承担着全球大部分的储藏、计价和结算等功能，随着美元在全球范围内泛滥成灾和资本流动速度大大加快，加上国际商品市场上投机势力的推波助澜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杠杆的放大效应，全球通货膨胀正在蓄势之中。即便是美国国内的通胀，也远非美联储货币政策所能单独应对。因此，各国货币政策应保持足够的协调，而美国首先更必须在源头上约束无节制的货币扩张冲动。
所幸，中国已率先意识到了通胀上升的潜在风险。央行行长周小川日前表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延续，但将根据实际需要动态微调。由此发出了未来相机抉择的政策调整信号。
（作者为宏观经济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