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旺
要真正走出“金融危机”形成的经济向下螺旋，克服危险，把握机遇，最终还是需要通过政策创新、技术创新、价值创新。因为只有创新，才能“医治”旧经济导致的危机综合症。
面对全新特征的全球金融危机，2008年以来出现了跨国政策联合行动，以G20召开为标志的围绕生产关系调整的政策创新已全面展开。这种国家政策创新或者国际政策联合创新，主要表现为各国对生产关系的调整，意图通过刺激内需来摆脱危机。中国的农村新政、城市地产新政和全国医改新政，就是意图唤起居民的消费热情，通过政策创新，创造有效需求实现的充分条件。就目前来看，这样的政策创新是有效的，经济衰退的速度开始减缓了。
但是，唤起最终消费，才是价值实现的主要出路，只有在解除了后顾之忧所提供有效的供给，终端消费才能唤起，这需要通过科技创新来实现。所以，科技创新下的产业升级和收入提高，是唤起消费的必要条件。因为，社会发展进步程度的主要推动力量依然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只有在政策创新推动下的科技创新，才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只有技术进步实现更大的“价值蛋糕”，劳动者在价值分配过程（V）的绝对量才能提高，资本品投资所得的M的绝对量和相对量也会提高。因此，新技术进步带动的价值创新和价值创造，一方面弥补前期金融危机造成的价值毁灭的窟窿，从而为走出危机实现复苏创造出新的“价值平衡”，即通过资产的升值对冲负债；另一方面科技进步为资本品投资带来更好的回报，推动围绕产业升级为标志的投资扩大和新产业形成。
如果说，科学代表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程度，技术则是人类掌握改造世界的实际能力。由于大部分时候科学需要通过技术体现其力量，因此，“新经济”主要关注技术及其创新对生产力、对推动我国产业升级的影响。笔者认为，“新经济”推动中国经济产业升级，主要通过新能源、新技术、新材料三条路径来实现。
新能源主要关注的是生产发展的物理力量，即能源的采掘、利用和转化。当前中国最突出的能源问题有两个：其一，高度依赖石油能源，经济因此受国际垄断资本的强力挤压，或者说国际垄断资本通过能源政策来转移中国的剩余价值；其二，单位产出耗能过高，单位生产力不高，无法降低在国际比较下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同时造成环境污染，提高了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因此，新能源技术创新指向新能源采掘和能源节约两个方向，前者即光伏、核能、风能、生物质能等各种各样新能源的利用，而后者致力于生产和消费环节，如大型电机和建筑物等其间能源的合理利用问题。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将会为中国产业升级摆脱石化能源依赖创造条件。摆脱对石化能源的过度依赖，不仅是经济上的“效率”问题，更是国家发展战略能否安全实现的问题。
新技术，主要是指应用技术类的创新。例如新型电脑的开发、新型机械设备的发明创造等等。新技术实际上体现了社会创造新产品、创造新价值的能力，是科技进步推动价值创新产生影响的主要平台。新技术是生产力发展最突出的标志，是新产业形成进而实现价值创新的主导力量。信息技术、平面显示技术、关键零配件加工技术和设备等新技术的进步与发展，将加快我国新技术集群的形成，并形成价值创造的规模效应。
如果说新能源、新技术主要着眼于对现有资源的创新利用，新材料则着眼于改变现有物质和材料的部分特性，从而得到满足生产和消费需要。实际上，新材料可以促进新能源、新技术应用“工艺”和设备的提高。目前，国内对新材料的重点领域在于节能减排、电子和信息业、尖端高科技行业等等。
其实，我国在新能源、新技术、新材料方面的理论研究，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并不太大，最大的软肋在于国内的“三新”研究长期停留在研究、实验阶段，缺乏将“科学”转化为“技术”的渠道和手段。事实证明，新能源、新技术、新材料三方面的生产力创新发展，需要引进生产关系的创新，即通过政策创新实现资源价值的再发现，管理机制的再造，产品的创新和市场的扩容，这五元素的创新与协调，都需要一个平台即通过资本高层次的创新，实现中国新经济的崛起，进而实现化危为机，实现中国产业升级的历史性突破。
新经济已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是在下一轮技术革命和生产大发展中脱颖而出的关键所在。在以中央政府强化对新经济投入的背景下，笔者预计，新能源、新技术和新材料有望形成相互强化的正向循环的关系，加上资本市场创新的平台，新经济就有可能加速形成，这将是中国经济最终摆脱金融危机的最好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