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和

　　财经作家，现居北京

　　如果我们能从捕捉到一种新人性，一种新范式，一种可以共享的价值体系，或者是一种普适性的探索精神这样的向度上观察中国当代的企业家，那么，接下来几个事关企业家属性的技术维度，就可以看得清晰了。

　　比如产权维度。一个没有产权属性的企业家，要么是一个职业经理人，一个执行者，要么就是政府组织的一个官员，这样的人不是企业家，他不具有配置资源、组织行为的权柄和能力。

　　比如自由竞争的维度。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必定是在一个完全竞争的产业里发力，他不应该依靠垄断的手段来管理企业。

　　比如核心技术的维度。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必然渴求属于自己的核心技术，否则他可能就是上游技术方的一个环节，或者是依靠密集型的人力赚取血汗钱的一个加工厂，如此，他就可能是短命的，夭折的，他将不可能最终形成自己的价值体系。

　　而这正是我想说的，这些年来，产权、竞争、核心技术，这些更加具有经济学意味的商业概念可能被我们忽略了。没有这些新概念的建设，其他工具性的操练，几乎就等于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这是一种崭新的商业维度！有了上述新概念，我们的商业史才可以说具有比较周全的阅读维度。这理应成为我们阅读和思考中国商业史的成熟模型。

　　按照这样的路径，我们尝试着来分析柳传志先生和他的联想。众所周知，联想的身上堆积着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所有的商业细节。它从国营企业出发，现在是一家股份制的跨国公司，而柳传志则是中国唯一一个在完全竞争领域与国际大公司抗衡的企业家，他的身上当然有着传统中国文化的影子，他还需要在这个四顾彷徨的体制内盘算，更重要的是，他此前的个人史，以及他之前的中国企业史，表明他所做的，其实是一种探索性的工作。

　　至少在企业的股权意义上，这些年柳传志一直在小心谨慎地碎步前进，生怕自己动作过大，将多年的积累丧失殆尽。所以，我们看到的柳传志，既是体制内的精英，也是市场的能手，他是老板，也是人大代表，他不仅思考企业的利润，也思考企业的制度转型，不仅思考市场的供求关系，还思考国家制度与意识形态。他像一个多面手，也像一个分工不清的模糊人。

　　按照常态，企业家就该仅仅是新技术和新方法的思想者，不应该与制度有关，更不应该与意识形态有关。但在中国，在当下，这样的定位显然行不通。是的，按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路径观察，企业家的思想体系应该锁定在工具理性之上，比尔·盖茨只是一名互联网工具的思想者，巴菲特只是一名股票投资大师，而年轻的佩奇和布林，也仅仅只是网络搜索的发明人。他们都是工具层面的思想者，或者说他们用一种新型的工具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间接拉动了人类思想史的演变；他们的工作可能不关心价值体系，尽管他们有着自己最为清晰的价值底线，他们也不太关心制度设计。中国的企业家就不一样了，大多数的企业家会认真思考他拥有哪些看上去不错的政府资源，而一个制造业的企业家会思考他的产业结构是否与政府利益冲突，同样是做网络搜索，中国的企业家会思考设置哪些敏感词，或者思考怎样为客户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遮蔽服务。政府关系似乎从来就是中国企业家思考的首要主题。不过，我们也发现了另外一道醒目的风景：中国的一部分企业家正在进行一些与价值理性有关的思考。比如孙大午，他甚至要在他那间不太大的企业里，独自实现他的宪政梦想；比如陈东升，他会用一种非常学理性的语言，对中国百年改革开放历史作理性思辨；而在相当多的中国企业中，企业家们更热衷于把某种主流意识形态当成他们经营管理的工具，企业家的思想总是与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有关。

　　如果说西方企业家最核心的工作是创新，那么中国企业家最核心的工作，则是应对不确定性。所谓不确定性，我们可以划分为市场的不确定性、政策的不确定性，或者叫做制度的不确定性。创新则可以划分为技术的创新、商业的创新与体制的创新。我们看见太多的中国企业家在种种不确定性的陷阱中打滚。我们总是忙于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忙于制度创新，而西方企业家则只是忙于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忙于技术的、商业的创新。

　　事实上，一个时代的企业家，他们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上，去研究消费者的偏好，研究市场的变化，研究技术的变化，而不是忙于思考官商勾结，思考暗箱操作，思考怎样回避政策风险，又怎样从政策的空挡中谋求不恰当的利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一个企业家，本不该把大量的思想力放在国家制度思考上，企业家最大的使命，是让他管理的企业赢利，是他所推出的产品，最终能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

　　可惜，在中国，没有哪一个企业家能提着自己的头发上天。他们必须一手挡住历史的阴影，一手寻找当下的财富。此情此景，我们可以责怪政府太大，市场太小，责怪不完全、不充分的市场分工浪费了企业家的才华，我们也可以责怪所谓的企业家更多的意义上可能只是政府的一名食客，他们的建设性价值一直停留在非常原始的水准上，我们还可以责怪企业家自身定位不清晰，经常做出一些超出自己本分的举动，以至于有人戏言，这个时代的商人像政治家，政治家像商人，商人像学者，而学者则像商人。但这样的责备显然不理性。事实上，我们应该越过一些激越的议论，在历史里寻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