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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晓波
经济学人一直在尝试多种途径，以求揭开过往30余年来的中国经济增长的谜底。有人关注市场化改革的制度释放效应，有人关注经济全球化时代里中国的开放抉择，有人从企业家精神的兴起角度观察，有人从科技进步的推动力去思考，有人看到了中国人力资本的红利，视角种种，不一而论。
北京大学青年经济学者周黎安选择了另外一个解读视角。他很感慨，关于中国经济的奇迹，关于经济增长的条件和机制，“我们知道的还是太少”。原因是他相信，中国的自然资源禀赋、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技术创新能力等，和其他国家相比，缺少独特之处，但是，中国经济在相当长时间里保持高度增长，并一直维持着相当高的投资率。
周黎安的感慨，个人意味浓厚，也多少有些偏颇。不过，他从投资率长期高企这一现象当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力量。这股力量在产权保护、司法、金融制度等制度安排之外，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这股力量来源于中国的地方政府，受到激励的地方官员们成了激活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现象，充满了浓郁的中国特色，举世绝无仅有。
地方官员为什么热衷发展经济？一个简单的答案是，这是由政绩考核方式所决定的。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与地方官员的GDP崇拜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仅仅从官员个人的升迁路径来考察地方政府行为，未免过于单一。在地方政府热衷发展经济的背后，除了官员激励机制，还要考察中国政府治理的独特制度。
顺着这样的思路，周黎安做了颇有成效的研究，不仅梳理了一段刚刚过去的历史，更是对未来的深度思考。如他自己所说，这是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解释。周黎安把行政发包与晋级竞争看成理解中国地方政府的一个重要分析框架，前者是纵向的，后者是横向的。
中国当代政府治理中的以属地化管理为基础的行政逐级发包制，从古代中国行政治理的历史中一路走来，既有路径上的传承，亦有现代意义上的创新。这不同于韦伯意义上的经典官僚科层制度，也区别于一些西方国家最近兴起的“突破官僚制”，也即“新公共管理”运动中的发包制。
这种带有浓郁中国特色的发包制度，其实是在信息和财政双重约束之下的理性选择的产物，既节约了大量组织和监督成本，也较为清晰地界定了地方官员的行政责任边界，既使地方官获得使用权力稳定空间，也使各级政府间形成了利益制衡与谈判机制。在属地化管理的前提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事权、财权、人事权的一系列分权改革，塑造出地方政府带动经济发展的特殊角色，也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相当的活力。
具有中国特色的晋级竞争，正是逐级淘汰的政治锦标赛模式。一方面，由于中国官场内部劳动力市场“锁住”效应的约束，地方官员几乎都倾向于在体制内发展，而少有从官场转向体制外的想法；另一方面，在各种政绩考核体制之下，地方官员想要在一场政治锦标赛中获得竞争优势，必须将发展经济稳稳地放在第一位。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地方官员如此关注GDP。即便在外部舆论一再呼吁要告别盲目崇拜GDP的背景下，多数官员依然执著地认为，发展经济仍然是第一要务。
应该看到，行政发包制和政治锦标赛模式只是观察中国经济之谜的一个框架。事实上，这两个概念与转型中的地方分权、财政分成、区域竞争，以及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等命题紧密相关。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长，是在一定约束条件下顺乎逻辑的结果，而不是意外与偶然。
当然，当代中国的政府治理，特别是围绕着地方政府展开的行政发包与晋级竞争，也并不都是正面的成效。这样的治理模式，解决不了全国意义上的公共品供给不足问题，在属地化管理的前提下，地方官员对于提供更具全国性的公共品动力不足。近年来，地方经济发展中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腐败现象相当普遍，对于监督者的监督问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地方政府过于依赖土地财政的现象愈加受到质疑。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属地化管理模式越来越受到挑战。
这样的挑战，成为未来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背景。而行政体制改革改得如何，直接关乎中国经济下一步的发展，关乎社会的稳定与有序。目前，无论是舆论还是决策层，都倾向于一个透明、规范和强调监督的行政体制。这样的体制，无论如何，与当前的政府治理有着较大区别。
对此，周黎安提出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命题，即中国的政府治理从“放手做事”的体制向“束手做事”体制的过渡，该如何求得平衡。“束手做事”的优点是公正、规范，但对于地方政府的激励如何同时得到保证，还有待思考。在许多西方国家意欲突破官僚制，求索政府管理的新愿景时，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这一选择，究竟会如何扬长避短，大可值得跟踪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