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旺
“创新”是指国家、厂商或者居民个人，通过对制度、资源、管理、技术、产品、市场等生产要素重新进行构建、创造、组合、协调，实现在一定时间内合乎时代标准的又好又快又多的产出。而政策的引导、资源的创新性开发、技术的创新、管理的创新和市场的开发，是一个产业兴盛的条件。其中，国家政策及其产生的相关制度，又是引导创新的主导力量之一。
在现代经济体制下，国家可以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创新甚至直接的投资政策创新来影响经济的运行轨迹。以往的经验证实，政策是指导中国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当前中国经济遭遇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大背景下，国家力量可以通过货币、财政等政策的创新，有效地调控宏观经济，由此政策创新将引导和促进中国经济复苏的步伐与进程。
金融政策创新：引导A股持续回暖
目前，国际金融危机仍在深化，外需不振导致中国的出口下降，刺激国内需求迫在眉睫。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新政策，这不仅为未来经济复苏提供了政策创新的可靠保障，而且也为A股市场的持续向好奠定了基础。
确实，中国政府公布的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新政策，向我们传递出一个强烈的“信号”：中国政府将通过管好自己的事情，以此来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做出贡献。
尽管当前A股市场仍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但促进经济复苏的一系列新政策，如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其他刺激和振兴产业发展规划，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A股市场的持续上升，也成为稳定中国证券投资者信心的重要支柱。2008年下半年以来，A股行情的演绎与发展，都是与新政策创新的引导密不可分的。
其一，新政策改善了中国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客观上为A股的上行奠定了基础。截至目前，与美国对比，中国的居民和厂商信用并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近期国内房地产市场的逐步回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居民的信心在恢复；采购经理人指数（PPI）回升持续回升；产业的复苏与国家政策创新的引导，让投资者可以判断未来相关行业利润变化的可能趋势，进而产生出不同的PE和PB的结构与图像，并以此作为投资依据。确实，一系列刺激经济复苏的政策创新，在改善对宏观经济基本面的预期同时，也引导投资者持续进入市场。
其二，中国政府推出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新政策，有助于国内居民和机构投资者远离悲观情绪及重塑投资信心。例如，自2009年以来，公募基金销售的逐步回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投资者的信心在逐步恢复。
由此可见，政策创新是引导A股市场今年以来持续回暖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透过刺激股市复苏来振兴经济，是中国经济复苏的可能路径之一。
产业政策创新：有助于去产能化和去库存化
在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外部市场萎缩的大背景下，国内货币政策的不断创新及流动性的恢复，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产能的重新扩张，进而引发新一轮的产能过剩危机。但是，中国政府看到了这一风险，试图通过产业政策的创新与安排，实现“去产能化”和“去库存化”等目标，以此来淘汰或减少落后产能，实现供求平衡。
与此同时，在金融危机中，曾高举自由贸易大旗的美国等国也开始盛行贸易保护主义，由此导致以往引导中国经济持续10多年繁荣的出口增长出现了快速下降。
当然，依靠提高退税率刺激出口以求带动复苏是“不经济”的一种行为。因为，出口退税是将国民收入（国内的剩余价值）补贴给全球，出口所获得的外汇收入又可能因美元贬值而面临再次贬值风险。因此，在当前的环境下，如何去除过剩的低级产能、扩大内需，是眼下中国经济复苏的一个基本命题。
2009年初，中国政府推出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实际上就起到了去低级产能化、特别是去除高能耗、高污染产能的作用。在国家的新政策主导下，通过大规模的重组来实现内部的协同效应，减少低水平的价格战和营销战。
所以，今年以来国家出台的一系列产业政策创新，对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发展趋势都产生了积极影响，这对中国经济复苏也将产生正面的影响。保障制度创新：提振国内消费
其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创新，一方面是在供应层面上要去除过剩的低级产能，减少无效供应，另一方面是要逐步提振国内的消费。
2009年初，中国在推出4万亿投资规划的同时，又推出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这些投资重点是面向与民生相关的基础设施、各项保障规划和新土地改革的配套工程，这是“消费”导向的综合性民生工程，意在启动增长缓慢的国内消费。
不过，要想提振国内消费，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障不可或缺，只有推出重视民生的新政策，才能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
笔者预期，通过政策创新，重民生的大规模投资规划，特别是4万亿投资规划以外的8500亿医疗改革配套资金，有可能会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解决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这是启动居民消费的必要条件之一。
一旦实现了“无后顾之忧”的这个必要条件，我们还需要建设国家财富“反哺民生”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工程。经历了30多年改革历程，中国需要完善在国家层面上向全体居民提供一个保障制度，即需要国家为民众创造一个放心消费的环境与条件，从而改变目前消费增长缓慢的态势。
深化“三农”改革开拓农村消费市场
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我们应当深化“三农”改革，实现城乡地权统一，开拓广阔农村市场，落实新“三农”政策，包括落实交通设施完善和各项惠农政策，以此来促进9亿农民的巨大消费市场发展。
其中，“三农新政”的核心是土地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成功与否除了建立城乡统一的地权，还需要在农村建立基本保障体系。如果不进行土地权益改革，虽然9亿农民的庞大消费基数很大，但因人均收入低而无法真正启动。
目前，中国农民的消费水平还不及美国居民的七十分之一，如果中国农民的消费水平能达到美国居民的十分之一，单单农村就可以创造出相当于美国市场的三分之一消费总额。如果通过土地制度改革，能激活农业用地的资本化进程，就可以激发农民的消费能力，唤醒农民的消费欲望。
与此同时，如果“新三农”政策落实到位，农村市场将可以吸收由4万亿投资的扩张所产生的产能，从而为实现内需推动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即中国经济增长将逐步减少对出口的过度依赖。
除此之外，农村土地承包权可以合理流转是“新三农”政策落实到位的前提之一，实现这种流转权的真正标志是农地流转权可以进行信用质押，从而实现城乡地权的平等权益。目前，按每亩年均1000元收益计算，全国18亿亩土地按100年承包权计算，9亿农民拥有180万亿土地资本，人均达20万亿。180万亿土地资本通过创新和交易，还会产出更大的资本收益。当前，这种做法已经在浙江省进行初步试点。
如果土地资产权益证券化后进入到信贷市场、资本市场及消费市场，甚至进入到国际市场，这将创造出巨大的经济与金融能量，这自然也会提升中国农民的消费能力。所以，深化“三农改革”将提升农民的消费能力，从而对扩大或提振内需有积极影响。
金融创新稳定城市地产市场
当前，刺激内需的一个重要途径是通过金融政策创新来稳定国内房地产市场，从而为扩大内需创造有利的条件及基础。
而大中城市独生子女的消费升级，有可能成为刺激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上世纪八十年代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得这个时候出生的独生子女已进入到婚龄年纪。但他们已不再是具有高储蓄传统的人，而是倾向于高消费的新新人类。与传统中国居民的消费/收入的压缩现象不同，独生子女表现出强烈的消费/收入乘数现象，即其消费水平要高于其收入水平。
笔者认为，由于大中城市独生子女人数超过1亿，无论是仍处于就学还是已进入工作阶段，他们都将是未来中国消费升级的主力军。因此，城市中独生子女所主导的享受型和发展型消费，将成为国内政策性引导的产业升级及其生产产品的主要“出口”之一。
例如，由于适婚人数在逐年增长，他们对房地产的刚性需求也将持续。由于他们的消费乘数的惯性和敢于消费的心态，加上父母历经30年的储蓄积累，不仅按揭贷款系数，而且REITS等新金融产品，都将引导他们对房地产业的刚性需求，即新房改将引发以独生子女为中心的城市消费升级新时代。
如果说导致美国金融危机的源头是美国居民消费信用透支，特别是次级贷款等金融创新透支了信用，那么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所面临的问题却是金融创新不足。所以，我们不仅要看到独生子女对房地产金融创新的需求与渴望，更要看到其他利益相关者如地方政府预算外财政收入的需求、老龄化后的养老需要、大学生工作城市化、农民工城镇居民化所催化等各种新的需求。
首先，现有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进行公共产品投入，必须通过土地财政实现预算外收入，以弥补“吃饭财政”以外的收入缺口，房地产业的稳定与发展，已成为地方政府的头等大事。特别是在目前房地产收入占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比重约为60%左右时，通过财政部发行2000亿元额度的地方债券只是“杯水车薪”，更何况省级地方债券不是按照地方财政收入总额来分配，而是按国家投资相对应地方配套投资比例进行分配。
其次，由于以往过度依赖于银行贷款，房地产商也迫切需要新的金融创新来实现资金来源的多样化，以减轻财务压力，避免因资金链紧张而出现压价抛售，进而出现房地产业的崩塌风险。
第三，随着大中城市中人口日趋老龄化，老年公寓、高档疗养所的需求在上升；大学生向城市集中就业的态势还不会改变的条件下，青年公寓的需求也在上升；国民休闲计划的推出，适合于家庭旅游休闲的连锁饭店的需求也在上升。
第四，如果“三农”新政后社会保障制度得到了完善，实现农民工的城镇居民化，购买二手房需求和租赁需求，都将为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和发展创造出新一轮需求。
因此，“住宿”的概念正在扩大，只有借助于国家政策支持，通过 REITS等新金融产品创新与推动，来逐步满足这些新的需求。在这个意义上讲，只有房地产业的稳定与复兴，4万亿投资的新产能才可能找到合适的国内“出口”。
上述分析显示， “土地新政”将拉大农村消费市场整体的容量，“房产新政”将拉升城市消费市场的层级，“医改新政”将推动中国消费市场变得更加强大，消费需求也将可能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力量。
笔者认为，随着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新政策效果逐步体现，政策创新所产生的效应与结果，将会对中国经济的复苏产生积极的作用和影响。由此，这些新政策及其引导也会对国内资本市场的复苏与回暖产生正面的影响。
（作者系华宝证券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