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

　　研究员

　　“金融中心，人才先行”日益成为共识，但对于上海而言，户籍制度以及税收政策方面的限制，可能会成为上海迈向国际金融中心的人才绊脚石。MIT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时就说，缺乏一个发挥企业家精神的环境，也将会进一步制约上海在人才方面的突破，进而影响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黄亚生在文章中提到：上海若想在现实中赶上香港，就要想出如何才能培养出李嘉诚这样的企业家。如果单纯问，上海为什么出不了李嘉诚，那这很有可能是因为个别例子的关系，因为毕竟只有一个李嘉诚。有太多的偶然性勾连了李嘉诚与香港的关系。马云的阿里巴巴和淘宝是目前中国互联网企业中的佼佼者，但这位在杭州获得成功的企业家最初的创业地是上海。但上海的创业环境显然不及杭州，这恐怕也是导致马云最终选择杭州的理由。当然还是可以说马云也不过是一个个案。但如果将李嘉诚、马云用“民营企业家”来替换，并且这一结论仍然适用的话，就构成了上海的人才发展困境。

　　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2007年10月的一次讲话中曾表示：“自2006年6月以来，有7000余家民营企业撤离上海，其中有浙江企业家将其总部迁往杭州和香港，我们需要调整政策。”黄亚生及其合作者钱怡的研究发现：就衡量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发展的几乎所有指标而言，上海本地民营企业不仅落后于浙江和广东等企业家数量最多的省份，而且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上海本地民营企业往往成长更为缓慢，营收更低，拥有的专利数量更少。这一结论也表明了上海在“调整政策”方面的迫切性。

　　原因究竟何在？上海到底为什么出不了李嘉诚、马云这样的企业家呢？黄亚生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上海搞错了创新的源头，基于一个“大企业是技术与创新之源”的错误假设，对跨国公司大献殷勤，却刻意冷落本地的中小企业。

　　不过，黄亚生的这个观察可能还不是最准确的。上海地方保护的侧重排序，首先是其大型国有企业，其次才是大型外企，接下来是小的外企。而中小企业的确是处境最为艰难的。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小企业才是创新之源，大企业往往惧怕承担风险而拒绝创新。另外有一种大企业的策略是，明明已经有了创新产品，但因为旧有的产品有积压或者市面上的销售占据优势，故而拖延新产品上市的时间，从而造成消费者的损失。

　　也许正是出于大企业对创新可能会产生不利影响的考虑，伦敦金融城才专门出台措施扶持创业的中小企业，而且本地企业所能享受的税收以及其他方面的政策优惠也多于外企。而在上海情况可能正相反，免税区是为外资企业准备的，而本地企业却要承受更高的税负。另外，在贷款方面，大型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较容易获得贷款，而本地中小企业尽管目前也得到了政策扶持，例如在浦东的张江高科地区，高科技的创业企业可以享受较为优惠的政策和信贷方面的扶持，但其力度却比不上国企和外企。

　　这就折射出上海的商业政策环境，不管是税收、融资还是其他的政策支持，其重心是围绕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打转的。这种商业生态环境也影响了其他的商业行为。事实上，为了获得在上海的商业成功，企业家并不专注于琢磨如何开发新产品，而是琢磨钻研政策的空子。然后将自己打扮成政府“需要”而不是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企业。因为从政府扶持和优惠中获得的收益，可能远远大于辛苦在市场上打拼获得的好处。因此就出现所谓的“假洋鬼子”企业，明明是一家内资的企业，但因为外资可以享受相关的待遇，就将资金通过壳公司转出去，到英属维尔京或者开曼之类的地方去注册成外资企业，绕道再回上海，享受外资企业待遇。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没有李嘉诚和马云这样的企业家生存的空间。

　　也就是说，上海的人才发展困境，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不恰当的政策所导致的。实际上，政府的倾向性的优惠或者投入就可能意味着对民间资本的挤出。这种不恰当的政策已经形成了路径依赖和相关的利益集团，导致后续的改革将会变得非常困难。目前可能的策略或许是政府应该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尤其是在税收和信贷扶持方面做到公平。尽量避免用行政手段介入市场，因为尽管政府可能是出于好心但却有可能办坏事，还会付出大量财政经费。长期来看，一个较优的办法是，在政策上进一步鼓励民间资本或者说社会资本来创业，政府在行政手续上优化，以提高效率。如此，或可能创设一个真正鼓励创新的商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