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艰难的决定推给了未来
《纽约时报》6月19日专栏文章
把艰难的决定推给了未来
目前的金融管制体系要追溯到银行名副其实就是银行的年代,但现在,超过半数的银行业务成为影子银行业务。金融监管改革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非银行业务从阴影中解脱出来。
奥巴马计划中的一项规定为做到这点提供了保障。按照计划,美联储将获得新的授权,对那些一旦倒闭便可能构成系统性风险、给整个经济造成损害的大型金融机构及其附属机构进行监管,不管这些机构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银行。
同时,如果上述机构出现无法偿还债务的情况,联邦政府将有权接管这些机构。
这些都是好的方面。但是如何应对金融过度的更多问题呢?
奥巴马在宣布改革方案的讲话中很好地指出了问题之根本所在。他说,华尔街养成了一种“不负责任的文化”。然而,不幸的是,刚刚公布的改革方案没能对症下药。
根据该方案,美国将创立一个消费者金融保护署,以有助于控制贷款泛滥。方案规定,贷方必须持有贷款的5%,而不是把一切都廉价销售并重新包装,这一规定将提供负责任贷款的某种动力。然而,鉴于只考虑短期利润的金融主管所能获得的巨大回报,5%的比例不足以阻止风险很大的贷款行为。
另外,方案没有提到改革评级机构这一重要问题。正是这些评级机构给那些模棱两可的有价债券盖上同意印章的意愿在造成这次金融危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总的来看,对于问题在哪,奥巴马先生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但是除了监管影子银行业务,他的计划基本上没能触及如何使金融危机不再重演的问题,而把这些艰难的决定推给未来的监管者们。
(作者:(2008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 张金翠 编译)
中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经济学家》6月18日评论
中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尽管出口受挫,但由于政府采取的经济刺激措施所导致的投资井喷,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相当强劲的增长速度。官方数据显示,固定资产投资从年初惊人的39%激增至5月的49%。常言说,今天播种得多,明天就会收获更多,但是中国的这些资金用得是否明智呢?
在国民账户基础(例如GDP)上衡量的话,中国的投资一直在以年均约20%的惊人速度增长。今年,中国的国内投资以美元计算的话有可能超过美国。
目前存在一种普遍的担心,认为中国的投资增长正在增加过剩产能。在某些领域(例如钢铁和某些出口行业,如纺织品行业)的确存在着产能过剩。但就整体经济而言,中国的过剩产能大概只占GDP的2%,而在富裕国家这一平均值是7%左右。
国有银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一定会造成资金的某些分配不当,但是高盛集团的分析师指出,对中国过度投资的担心被夸大了。在一个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里,投资总量应该在GDP中占有高比例。投资率提高并不意味着投资效能的下降。资本-产出比原本就应该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
中国支出的一部分钱将不可避免地被浪费,但指责中国所有政府主导的投资都是无效率的则是错误的。在短期内,这种支出创造了就业,更好的基础设施将支撑未来的发展。从长期来看,这种支出当然不能代替提高消费需求所必需的结构改革,但它还是有帮助的。毕竟,没有自来水和电的话,老百姓也不会去买洗衣机。(张金翠 编译)
日本经济恢复长路漫漫
《朝日新闻》6月19日社论
日本经济恢复长路漫漫
日本政府宣布日本经济已经触底,但这与很多人的实际体验相去甚远。事实上,失业率上升,就业前景暗淡;大型企业大幅削减夏季补贴,商品销售萎靡不振。与去年秋天相比,日本经济整体的生产和销售水平仍然要低三成以上。我们几乎看不到经济恢复的迹象。
政府宣布经济已触底,似乎意图稳定民心,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而且,向民众展示危机对策的效果与成绩可以帮助执政党在未来的大选中加分。但是,当年日本能够从泡沫经济崩溃后的长期停滞中走出来,得益于美国和中国的经济繁荣,今天,美国、欧洲的金融体系动荡不安,何时恢复尚未可知,中国强大的经济刺激政策已体现成效,但中国能否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呢?在全球化时代,日本经济能否恢复,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世界经济的大环境。内需方面,日本社会人口减少大大限制了内需扩大的空间。所以,日本经济恢复的轨迹,V形是不敢奢望的,有可能是长期低迷的平底锅形状。
萧条是长期的,那种重点在于短时间内刺激经济的政策是无法奏效的。不如着眼长远,在培育新兴产业的同时重建社保和财政,通过安定民心来稳定国民经济。无论是主张“即便取得政权,四年不增加消费税”的民主党,还是认为“消费税讨论不可回避”的自民党,都应在社保和财政的具体政策上下足工夫,这是日本经济恢复的关键之所在。(梁宝卫 编译)
信用市场的野草威胁着复苏萌芽
《独立报》6月19日文章
信用市场的野草威胁着复苏萌芽
对于被复苏言论所鼓舞的人们来说,前两天公布的一些数据无疑是一种打击。零售市场再遭重挫、抵押借款下滑、蹒跚而行的工业产量和公共财政令人触目惊心的数据,都证明了复苏之路的漫长、曲折。
在所有这些令人沮丧的数据中,英格兰银行关于借贷市场的报告最为严重,因为它反映了现在信用市场的状况,而这与所有行业都密切相关。
一定程度而言,特别是在商业借款领域,银行降低的记录反映了需求的降低。在这种经济环境下,商业更少地倾向于开始花费较大的投资计划,而更倾向于偿还债务。比如一些公司正在安排短期的借款计划而不像以前有长期的规划,这是因为长期债务非常昂贵。然而,更令人忧虑的是,尽管通过了“定量减轻”等政策的实施,银行提供的信用产品依然没能得到很好的改善。
众所周知,银行业出于政府的压力,不向其他健康产业收回贷款,以免加重萧条。作为对这种压力的回应,银行可能将贷款延伸至他们知道没有贷款意图的公司,以此来人为地提高他们的信用供应数字。另一个潜在的令人头疼的问题是固定抵押成本的急速上升,银行基础利率可能是在历史低点,但抵押基金上升的成本开始作用于客户。
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期望的复苏萌芽是不可能茁壮成长的。
(作者:《独立报》商业评论员大卫·普卢塞 贺艳燕 编译)
《金融时报》6月18日文章
诚实是最好的财政政策
亚伯拉罕·林肯从前说,“你能一直愚弄一些人,也能在一段时间愚弄所有人,但你不能永远愚弄所有人。”布什对这段话做了修改:“你能一直愚弄一些人,他们是你想关注的人。”一些英国政治家希望在有关公共财政的争论上借用这个说法,然而英国财政大臣达林拒绝以这种关心民众的理由来为英国的谎言开脱。
财政部评估结构性的公共部分净借款,在本财年中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9.8%。这个可怕的数字是四个错误的结果:对可支撑的GDP的过分估计、到危机发生前的财政地位下滑、对可支撑的财政收入的夸张估计以及开销的上涨。
结果是下一个财年,英国政府预计要为每一个它收到的3英镑花出4英镑, 2010年至2011年这个花费预测将占GDP的41.8%。这样,在工党的计划中, 对财政状况的改善将主要来自于公共花费的下降。然而,即使花费相对于GDP上升的速度比较慢,改善见到成果也需要数年时间。
所以,削减公共开销,在工党和保守党看来都不可避免,唯一重要的问题是削减哪里。达林已经认识到这一简单的事实,而布朗首相也确实有权利呼吁更高的健康和教育投入,但是他必须开诚布公地说出如何筹集款项以及具体使用方法,缺失任何一条,都是对选举人智商的侮辱。
(作者:《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 贺艳燕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