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融与法律

　　研究院研究员

　　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个月前的第二届上海“陆家嘴论坛”，其实透露出一个重要的新信息：中央金融决策权的下放或成可能。

　　也正是因为上海并不拥有金融决策权，因此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尽管地方性政策可以突破和松动，但涉及关键的问题，上海就需要向中央“要政策”。今年4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意味着“要政策”已经成功。

　　但有了政策，还要有具体措施。就以与金融人才相关的政策为例，上海也意识到“金融中心，人才先行”，因此在户籍制度方面推出户籍新政，为居住证转户籍开口子。地方性的措施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上海试图调整税收政策，对金融高级管理人员的个税征收实行一定程度优惠，由于这涉及中央的财政税收政策，就遭受了很大阻碍。也就是说，如果有了政策，但每一项具体的措施依旧要依靠中央决策来做出，那么就会使政策停留在纸面上。相当于只是有了形式上的确认，而没有实际上的放权。

　　而在第二届“陆家嘴论坛”上，“一行三会”的领导都表示了对上海的支持，透露出一定程度上“下放决策权”的信息。只不过“放权”的方式却未必如上海所愿。以保监会为例，保监会与上海市政府通过签署合作备忘录的形式，将保险业在上海的战略定位为“两个中心、一个试验区、一个基地”，即“保险产品和创新技术研发中心，保险业管理和后援服务中心，保险资金运用的实验区，以及保险业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基地”。这种签署合作备忘录的方式，究其实质，恐怕还是保监会加强和新设在沪的组织和机构，而不是上海方面享受在保险业具体措施方面的决策权。当然，在当前的条件下，这不失为一个渐进的次优选择。

　　显而易见的是，上海方面对金融决策权的诉求和“一行三会”对决策权下放的理解，并不相互吻合。但其实不管是上海方面还是“一行三会”，不管是争取决策权还是下放决策权，对于决策权的思路依旧还是烙有计划时代的印记。对于金融中心建设的决策，当然离不开政府的决策，但上海很明显有一点做得不够，那就是对于市场主体自发决策的尊重不足。

　　当然，上海的金融决策者不会迅速变成像伦敦金融城的官员一样。伦敦金融城的官员们，其重点在于服务。但对于漫长官本位历史传统浸润下的中国，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么在这其中，有没有可行的道路可以选择呢？答案是肯定的。推动金融中心建设，不仅需要政府的决策，也需要市场主体的决策，但不管是何种决策，根本的一条是要提高决策的专业化程度。而这归根结底，又与专业化人才相关。市场挑选专业化人才的机制已经相当成熟，因为如果是不合适的人，不适应竞争激烈的上海金融市场，就会被淘汰出局。

　　令人担忧的似乎是金融官员，如果决策官员本身并不专业，那么很可能会制定出并不适用的政策和措施，进而扭曲市场，对金融中心的建设产生不利的影响。而官员的退出机制显然不同于市场机制。当然，如果政府的相关决策官员如果大力引入专业人士，就能减少决策的扭曲效应。目前，上海市的金融办主任方星海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经济系，而近期刚刚调任央行上海总部副主任兼上海分行行长和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分局局长的张新则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这两位都是在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过程中具体部门的重要官员。除了其专业学术背景外，两人此前的履历也都显示了在金融部门丰富的历练，方星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工作过，而张新则是在证监会和央行金融稳定局工作过。专业官员并不能保证所有决策都正确，但起码可以减少出错的几率。

　　也就是说，在中央的金融决策权没有完全下放的情况下，增强决策的专业化，除了要进一步放宽限制、听取市场主体的决策意见外，还要进一步在行政决策层面引入拥有专业背景的官员。双管齐下，或有助于更快提升上海的金融决策专业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