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投资人 自由撰稿人

　　现居河南平顶山市

　　在世界进入全球化的进程中，主要由于来华传教士的介绍，中国曾一度成为欧洲人心向往之的圣地。中国的文化、文明曾让欧洲人推崇备至，文化思想界名人如莱布尼茨、伏尔泰不仅大力宣扬中国儒家文化思想，还说服当权者借鉴中国的政治经验。在17、18世纪的“中国热”期间，欧洲涌现出了许多对中国充满好感的“中国迷”，英国人马嘎尔尼勋爵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然而很不幸，就是这个“中国迷”，在那次令人沮丧的中国破冰之旅后，根本性地扭转了欧洲人的中国富强文明观。

　　1793年7月，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抵达天津大沽口外，中国官员隆重迎接，送上大量礼物食品。英国使团副使斯当东的记述甚为详细：由于礼物太多，船上空间狭小，只能收下一部分，而“以后不须提出请求，大批免费供应的物资源源不断送去”，这个排场的见面礼，让英国人大感意外。因为按照他们的外交惯例，除特邀外，一般使团的出访费用都是自理的。让英国人意想不到的怪事接踵而至，运送礼物食品的中国船只载着两名中国官员刚刚离开，由于“有些猪和家禽已经在路上碰撞而死”，所以英国人把一些死猪、死鸡从“狮子号”上扔下了大海，岸上看热闹的中国人一见，争先恐后跳下海，“马上把它们捞起来，洗干净后腌在盐里”。

　　在天津登陆后，英国人沿白河上北京，在英国人眼里，两岸的民居实在是太简陋了。财务总管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中有细致的观察，他有一项结论，“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沿途随处可见的弃婴尸体也令这伙洋人惊讶不已。

　　比经济上的贫困更令这些英国人震惊的，是清政府政治上的专制、黑暗和野蛮。登陆定海时，英国人对中国当地官员提出请求，找个熟悉海路的人把他们领航到天津。年迈的总兵大人一口答应，不过，与英国人设想的出资招募、有偿使用不同，定海总兵的办法是派出虎狼之师到街上搜寻抓捕。巴罗写道：“他们派出的兵丁很快就带回了一群人。他们是我平生所见神情最悲惨的家伙了，一个个双膝跪地，接受询问。”百姓当然厌恶白劳动，就罗列种种理由祈求赦免，“但总兵不为所动，命令他们一小时后准备妥当。”更让英国鬼子开眼界的是，沿白河返程时，由于水位下降，船开不动，脾气大发的主事官员竟然“命令手下的兵丁让船长和全体船员挨板子。”这个命令在英国人的政治逻辑中当然是毫无道理的，然而“他的命令自然以一种最无情的方式得到了执行。那些可怜的家伙提供了船只、服了两天的苦役,这就是所得到的唯一奖励!”在英国人的政治观念中，官员绝对没有体罚人民的权力，甚至警察也没有刑讯逼供的权力，可在所谓“康乾盛世”，这些权力却被视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在这些英国人以前的中国观中，中国是由开明的皇帝、温良的官员治理，万千子民生活在祥和的环境中，可眼见的事实一下子粉碎了他们之前对中国的敬意与好感。

　　英国人对中国人的冷漠、缺乏人道主义关怀和公共观念也大为惊愕。使团的船经过运河时，一伙看热闹的人压翻了河中的一艘小船，许多人掉进河中，“虽然这一带有不少船只在行驶，却没有一艘船前去救援在河里挣扎的人”，最后英国人劝说自己船上的人开过去救援也得不到响应。

　　英国人在他们记述中也有分析：“其错当在于政治制度，而不在于民族的天性或气质……就现政权(清)而言，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照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监控之下。”而马嘎尔尼对当时满清政权的结论之后变得广为人知：“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态，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他后来成为主张用武力“教训”中国的主战派也缘于此。英国副使斯当东编辑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也说：“中国不是开明的君主制，而是在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中国不是富裕的国度，而是一片贫困的土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