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立
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当你的意见与上级部门相左而又想坚持己见时，常常会得到这样的忠告：“摆正自己的位置”。尽管这句绝对可以贴上“中国特色”标签的劝告语，的确含有一些消极成分，但如果我们从积极的角度去理解，它也不是不可以带来很多有益启迪的。至少在需要彼此配合的“集体项目”中，找准自己的位置还是很必要的，相信这一点会有很多人认同。不过，如果把这句话与绝对可以独立决策的投资者联系在一起，认同的人恐怕就没那么多了。
话还得从股神巴菲特说起。自从巴菲特的名字在中国广泛流传以来，很多投资者都忍不住在想同一个问题：我能不能做巴菲特呢？终于，有人站出来宣称要做中国的巴菲特了，而且不止一个。但公认“复制得最成功的中国投资人”，当属《时间的玫瑰》一书的作者但斌先生了。
不过，很多人可能和我一样，对但斌印象最深的其实不是他的那本书，而是他过去18个月超过50%的亏损记录，这难道是但斌个人的悲哀吗？“遥想众多投资者当年，机遇出现了”，一个理解得半生不熟的“价值投资”理念似乎成了制胜的法宝，好像只要找寻到价值低估的股票，然后坚定地持有，便是价值投资了。但今天的事实告诉我们，一个模糊理解是不足以支撑奇迹的，“价值投资”的背后一定还有很多我们没有理解的东西，而没有感悟这些奥妙的原因，则首先在于我们没有搞清楚自己应有的位置。
在我看来，所有的投资行为都可以在两条不同的坐标轴上找到相应的刻度，每条坐标轴上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指向，一根坐标轴上写着“主观VS客观”，另一根上写着“科学VS艺术”，其实这也是投资者不同信条的反映：有人更愿意凭借数理模型带来的主观判断，有人不相信自己比市场聪明，于是就有了主观与客观之争；有些投资人的手法可以在科学的范畴中找到答案，但也有些你似乎只能叹服是艺术的神来之笔。但几乎没有人死抱一条，于是就有了找寻投资者位置的坐标空间。
巴菲特的价值投资理念属于“主观与艺术”，所谓“价值被低估”实际上是一种主观判断，因为“被低估”说穿了就是被市场低估，而市场是什么？是客观的东西，因此要想找出被市场低估的东西就得凭主观的判断了。故而，要想复制巴菲特，就得先查考一下有没有这样的判断力。
找到“价值被低估的资产”说起来容易，可找寻的标准又是什么呢？巴菲特及其拥趸们其实从来就没有向别人“透露”过，所谓依据市盈率为标准的做法——在我看来——无外乎两种理解，一是等于没说，因为我在市盈率中找不到可以准确描述未来不确定性的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请问如何让投资从未来的价值中获益呢？二是这只能停留在理想的理论假设之中，而且还得是上世纪20年代的陈旧理论。既然找寻的标准无从描述，大师的做法又无迹可循，折服的人们也就只好将其视为艺术。
这么说来，要想复制巴菲特，不但要有敏锐的主观判断力，还又要有神奇的艺术性，就算你能复制其判断力，也无法复制其全部，因为艺术是不可复制的，就像没人能复制得了贝多芬和莫扎特一样。
说来也怪，国内很多人喜欢复制巴菲特，但却鲜有复制索罗斯者，原因何在呢？前不久央视记者采访索罗斯时提出的一个问题，正反映了大众的心态：您认为自己的投资策略都是道德的吗？索罗斯回答得有多巧妙我不关心，我只关心投资者是否也这样看待索罗斯？如果是，那恰恰说明我们的投资者不但找不准自己的位置，甚至连基本的坐标系都没搞清楚。
回顾索罗斯的投资生涯，战略上最“成功”可声名上最狼藉的，莫过于他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时的作为了，很多人直到今天还认为他就是那场危机的元凶。我不想对这些观点再发什么评论，只想对那场危机简单地复一次盘，看看索罗斯是怎么在投资坐标系中确定自己的位置的。
索罗斯当时判断，东南亚国家的货币价值被市场高估了，而与其相应的美元价值被低估了，这是典型的“主观判断”，依据是什么呢？索罗斯的逻辑不像巴菲特那样神秘，他认为，东南亚国家此前的经济发展动力比较偏重诸如旅游之类的“无烟工业”，历经多年发展仍然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没有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寻找新的原动力，这样的经济注定在一个周期之后要陷入低谷，所以他决定做空东南亚货币，同时做多美元，并最终取得“成功”。索罗斯成功的根基除了他的主观判断外，更重要的是判断的基础是科学，是人人都可以理解的理论，所以，从理论上讲，索罗斯倒是可以复制的。
可复制的，不去复制，不可复制的，万人簇拥，这不是心态问题，而是科学观问题。不了解自身所处的环境，就找不准自己的位置，当然也就明确不了努力的方向。
（作者系哈尔滨商业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工程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