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有新变化

　　问：你的“互补系列”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历了两个阶段，在进入新世纪后有什么新的变化？

　　答：上世纪“互补系列”经历的前二个阶段的形成是自然而然的。当时为了突破平面绘画的局限性，我在上世纪90年代后的创作转向材料作品，介于油画与装置之间，表达对社会、生活的看法，对各方面的主题探讨，加强了对现实的参与度，在参与社会这样的要点上更符合当代艺术的特性。此外，也更注重艺术语言的探讨：90年代前更多地是采用西方的艺术语言与价值观念，在经过80年代的学习后，我的创作更融会贯通。

　　这几年我从学习中国文化入手，原来只是想补课，结果发觉在传统的绘画遗产中，无论是画论还是绘画的基本语言，都有新的发现，许多今天困惑我们的问题古人早就说到了，加上书法艺术等方面的资源，我的创作有了补充，不再拘泥于早期学到的西方理论，而是更自觉地用中国的文化方式来表达。

　　每幅作品都是独立的宇宙

　　问：新的变化在作品中带来哪些新特点？

　　答：画面的表达更自由放松，下意识的东西更多。同时，画面的尺幅更大，想法更多了。我觉得自己年龄大了，想法成熟了，可以做大作品，所以这次个展所展出的都是大作品。绘画的主题与图式，也不像过去那么明确。画面更注重空间关系的经营，尤其是正形与负形的关系；还注重色彩的热冷与明暗、形象的清晰与模糊、结构的严谨与放松等关系的经营。与过去相比，现在更自觉，是一种直觉的反应，可谓从必然王国进入到自由王国。这是一种修炼的过程。出手以后是下意识的，对画面中各种元素能够清醒地把握好，不像过去需要逻辑推理。每幅画都是一个独立的宇宙。

　　为这次展览特别创作的作品《天·人之问》，不像过去的作品那样特别强调画面结构，现在转而注意画面气氛，书写性更明确，更注重中国的方式。为了克服大尺幅画作容易产生的太“平”的视觉缺陷，我在画面中央凸出来一块，让画面不在一个平面上，向空间发展，有意识地在软结构与硬结构上拉开，使视觉效果更丰富、更有力。

　　“互补”是一种思想方法

　　问：你的“互补系列”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延续到现在，还会继续下去么？

　　答：会。对我而言，是以“互补”这个主题作为理由：“互补”是一种思想方法，对应于西方的对立统一的思想方法；“互补”让我进退自如，用绘画方式做不完，一张画会带出另一张画；虽然是对同一个问题的思考，但深度、角度不同，所以我的新作与早期的作品不同。

　　抽象艺术的范围很大

　　问：在中国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抽象艺术创作热潮中，你是有代表性的人物，不过学界对抽象艺术却有不同的看法，比如李旭就认为抽象艺术有纯抽象与泛抽象之分，对此你怎么看？

　　答：抽象艺术中有形式抽象，那就是纯抽象，完全是符号式的。我的作品不属于这种纯抽象。对抽象艺术，西方有完整的体系，已经完成了理论的总结，学术的高度已经得到确认。不过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抽象艺术与表现主义结合，更发展了抽象表现主义。抽象艺术在中国也有自己的理由，可以对其重新发展、解释，而中国人对抽象概念的表达方式，也是中国人对世界的贡献。但这需要大量的实践，而我们的任务就是脚踏实地全力去探索。

　　我的创作还在实践过程中。我认为关键不在于是不是纯抽象。抽象的范围很大，当中有许多东西，关键是每个艺术家有自己的出发点。我是用篆刻、书法的理论来指导，这是我的方向。艺术家是实践者，最重要的是在实践中积累其高度，理论上如何定位是身后的事。

　　更有意思的是个体

　　问：你在上世纪90年代参加过一系列重要的国际展览，如何评论西方人对中国抽象艺术的看法？

　　答：中国抽象艺术参加国际展览，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没有什么障碍。西方人很习惯抽象绘画，不需要你去解释。对中国的抽象艺术，外国人看你很东方，我们自己看却很西方，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许作为一个另外的群体看这个群体，反而看得很清楚。

　　问：即便是中国的抽象艺术，也有南派、北派之说，对此你怎么看？

　　答：南北的差异，也许更多是文化的差异，比如南方人的文化性格与北方人明显不同。另外，南北城市生态也不同。不过我认为最有意思的还是个体。每个艺术家都是个体，要看个体的品味的差别。

　　问：你的作品经常出现在拍卖场上，你关心拍卖价格的高低涨跌吗？最近艺术品市场因经济危机变得萧条，你有感觉吗？

　　答：我与画廊有合作，最早与台湾画廊合作，后来与上海视平线画廊合作。不过我并不关心市场与拍卖会，从不看拍卖图录。作品一旦完成就成了商品，走向市场是自然的结果。艺术市场萧条我也感觉得到，找上门来的人少了，画廊的展览也少了。这是因为这样，我才选择这个时机来做我的个展。我们这一代人与年轻画家不一样，也许与过去的体制有关，一开始就是为画画而画画，从来没想到过钱，现在也是如此。

　　重叠的新译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