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洁能源：美英舆论角力

　　让气候改变历史

　　《卫报》6月25日文章

　　让气候改变历史

　　美国众议院将对一个综合性的气候和能源方案投票，这个“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将成为美国遏止碳排放量所迈出的重要一步。根据法案，以2005年水平为基准，到2020年，将减少17%的温室气体排放。到2050年，这一数字达到80%多。法案将实行一个可更新的用电标准要求，公用事业到2020年从可更新能源中提取其电力的20%。法案也将对建筑和设备提高效率标准，并且至2025年为能源存储科技投资1900亿美元。

　　法案并不像大多数环境论者所希望的那样彻底。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工作小组认为，发达国家近期的减少应该在1990年水平的25%至40%，而在这一法案下，美国将减少的排放量仅仅在1990年标准的4%。这对排放量降低更多的是一种补偿而非直接的减少，大部分的污染许可证将免费给予企业。法案也为旧时烧煤的火电厂开放了一些年限，尽管他们是美国最大的排放者，也给煤炭公司600亿美元用于投资获取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技术。

　　尽管如此，这一法案还是代表了第一个真正的机会，将是一个历史性的成就。过去国会从不会为一个气候法案投票。奥巴马总统已经称它为“将改变美国生产和使用能源的历史性立法。”

　　（作者：环境研究杂志Grist的政治版记者凯特·谢培德 贺艳燕 编译）

　　二氧化碳并非污染物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6月25日专栏

　　二氧化碳并非污染物

　　美国众议院打算通过一个限制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法案，其实有一个理论误区：二氧化碳并非污染气体。其实，在二十几年前，人们还以为将工厂里的有毒气体转化为二氧化碳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但现在这个观点却受到了巨大挑战。美国环境署最近则将二氧化碳看成一种特殊的污染物，它的逻辑是，二氧化碳如今已成了对人类生活有害的气体。

　　当然，这在某种情况下是正确的，因为过多剂量的二氧化碳的确会造成伤害。然而，反过来说，过多的氧气其实也是有害的。那么，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究竟多少才算适宜呢？对于这个问题，其实至今尚无一个准确的答案。

　　在过去的7000到10000年里，地球比现在要寒冷得多，但历史证明，人类显然在温暖的环境中生活得更好。那么，谁能肯定“变暖”是好还是坏呢？

　　事实上，控制气候，几乎就是“无法完成的使命”，首先，人类活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只占大气层二氧化碳总量的4％，其次，对于温室效应，二氧化碳只占10％到20％左右。其实，温室效应四分之三由水蒸气所引起，那么是否应该控制水蒸气呢？最后，调控二氧化碳，不可避免地会对全球经济造成伤害，这对于那些正处于发展中并试图摆脱贫困的国家是否公平呢？

　　很显然，无人能够回答这个“超级问题”（metaquestions）。所以，如果此法案获得通过，就犹如潘多拉魔盒被打开一样，将有很多不可预计的负面效果，应该慎重对待。

　　（作者：美国格拉夫城市大学价值观研究中心主任马克W·亨德里克森 张金翠 编译）

　　美国医保改革：奥巴马正在“过大关”

　　《经济学家》6月25日文章

　　美国医保改革：奥巴马正在“过大关”

　　这个夏季围绕医保问题的改革，将决定奥巴马总统的命运。因为奥巴马之所以当选，很大程度上在于美国人对他医疗改革的期待，现在是他兑现诺言的时候了。可是，他该怎么办呢？

　　奥巴马则倾向于向欧盟看齐，主张每个人都“必须强制”参加医保，就像汽车司机一定都要参加汽车保险一样。毫无疑问，这个使命将是痛苦而艰巨的。主要的障碍是，这些计划来得太昂贵了。据说，国会的这些计划将在十年内耗资1.2到1.6万亿美元左右，这几乎将耗尽美国卫生计划的所有资金。而真正的麻烦在于，人们倾向于滥用这一政策。在医生的劝说下，人们倾向于进行各种不必要的检查，而“病人”也乐于去看任何他们想看的医生。

　　不过，在某种意义上，美国也必须要走这一步。正如奥巴马在一次演讲中所说：“我们每年在医疗上的开支超过了2万亿美元，这比在美国之后、位列医保开支世界第二的国家要多出一倍。即便如此，很多美国公民仍没有得到医疗保障，美国人并不比别人更健康。”

　　因此，现在就到了一个关键点，为了使不断上升的美国医疗费用得到有效控制，为了使高额医疗费用不至于影响到美国经济发展的竞争力，就必须尽全力推动医保改革。这对奥巴马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张金翠 编译）

　　警惕中东欧危机之火再燃

　　《日本经济新闻》6月27日社论

　　警惕中东欧危机之火再燃

　　拉脱维亚2004年加入欧盟，金融危机后由于外资撤离等原因陷入困境，去年年末开始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的金融援助。作为金融支援的条件，拉脱维亚被要求减少财政支出。但是由于受到国内民众的抵制，拉脱维亚政府没能成功地削减开支，这导致本月初的国债投标以失败告终，这给以中东欧为中心的地区带来了金融动荡。尽管拉脱维亚当局通过积极的汇兑介入抵抗拉兹贬值的压力，但是人们对拉兹贬值的忧虑丝毫没有减少。如果拉兹贬值，那么拉脱维亚偿还外债的负担将会增加。为拉脱维亚提供大量贷款的瑞典银行的损失也会增加。欧盟首脑会议宣布将落实对拉脱维亚的支援，此举稍稍缓和了紧张的局势，但是拉兹贬值的悬念依然存在；有必要继续加以密切监视，防止中东欧的危机再发。

　　以银行为代表，西欧的金融也不稳定。4月矿产工业订单大幅减少，不良债权还在增加。欧洲中央银行最近表示欧元区的银行有必要在2010年之前追加数额为2830亿美元的损失处理。但是这与通过资产审查对主要银行分别评估损失的美国相比，欧洲央行的信息公示尚不够充分。欧盟明确了新的横向监管该地区金融风险的“欧洲系统风险委员会”的框架。但各国内部纵向的监督体制一直是欧洲的弱点，克服这一点刻不容缓。

　　（梁宝卫 编译）

　　《经济学家》6月25日社论

　　富国的选择：重新雇佣领养老金者

　　当德意志铁血总理俾斯麦在1889年为超过70岁的工人第一次引进养老金时，一个普鲁士人的预期寿命是45岁。1908年，英国财政大臣大卫·乔治为超过70岁的穷人每周发送5先令，而英国人特别是穷人的一般寿命是50岁出头。到1935年，当美国建立其社会保障体系时，规定的退休年龄是65岁，而美国人平均寿命是62岁。现在，退休是几乎所有人都会经历的，在一些欧洲国家领取养老金的时间超过了25年。在经合组织国家中，现在用于公共养老金的平均花费相当于其GDP的7%多，而1935年的美国用于公共养老金的费用仅占其GDP的0.2% 。无论是否喜欢，我们正在回到前俾斯麦世界：工作没有一个正式的停止点。这种回返当然不会一夜就发生，但必须从现在就开始着手准备。

　　富裕国家中的个人、公司和政府必须要自我调适，以适应这种变化。在日本，许多人在60岁甚至70岁仍然还坚持工作，像日立这样的大公司已发现了重新雇佣员工的这条途径，沃尔玛、麦当劳也都已开始雇佣领取养老金的人了，因为他们发现年纪大的人更友善也更有帮助意识。技术的缺乏创造了机会：在过去一两年，德国工程师的严重缺乏促使公司开始返雇老年人。

　　那么政府可以保证不可避免的调整能顺利进行吗？现在看来一些政策并不理智，比如创造工作计划，鼓励老工人早退休。而诸如鼓励移民、提高私人储蓄或改革健康医疗制度还比较有益。在私人部分禁止强制性的退休年龄是明智的，这创造了人们能更加渐进地退休的条件。为国家养老金设定的退休年龄必须延后，70岁将是更好的数字。（贺艳燕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