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英杰
鲁迅先生曾经提出国一个经典命题：“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主人公娜拉摔门离家而去的这一结尾，被赋予了革旧图新的含义。但鲁迅先生一针见血地说：由于缺乏独立的经济地位，娜拉出走以后“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由娜拉联想到了眼下的中国经济。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下阶段有望企稳。由国家统计局信息显示，此轮经济的底部应该在去年四季度和今年一季度，当前我国经济已经见底，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下阶段经济也有望企稳向好。
影响中国经济复苏也好，企稳也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外部环境持续恶化的趋势有所缓解；二是国内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双重力量起到了作用。特别是天量信贷资金推动了国内投资的瞬时启动，为防止外需大幅萎缩背景下国内经济的严重滑落作出了贡献。
对我们而言，此次金融危机教训深刻。一是一个大国，经济发展必须立足国内，应将国内市场的开放、开发放在首位，决不能“瞻外而不顾内”；二是政府投资只能救经济疲弱于一时，经济长期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民间资本的积极投入。因此，我们必须重视民营企业的发展，鼓励民间资本投入，要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反对垄断和限制。
我们对第一点已有很深的体会，但当大量劳动密集型、外向型企业遇到困难及失业人员剧增时，经济社会和谐稳定会面临一定挑战。对于第二点，我们的认识并不很一致。
就我国经济而言，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主要是表现在我国实体经济的对外高度依赖性。在外需急挫背景下，就必须转向国内需求，而国内消费需求又囿于社会保障、收入差距等诸多因素困扰，多年来并无太大起色，只能借助于启动投资需求来承接下落的经济。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在整体上与中国农村的发展模式很相像。农村的青壮劳力外出打工，寄回工资供养已经基本不靠撂荒的土地过活的家人。外向型企业通过出口赚取外汇，来供养国内市场无力容纳或勉强容纳的企业所带来的隐形或显形的失业人群。一旦外部环境恶化，打工仔回到了家，而撂荒的土地生产力无法在短期内恢复，特别是无法适应回家的新一代农民需求。
外向型企业挣扎在破产边缘，向内转已来不及。一是企业自身产品结构问题，更为严重的另一歌问题则是，我们根本没有有意识地培养内部需求，既缺乏培养的基础和条件（如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公共医疗等民生基本建设），也没有可持续的启动内需的收入基础（我们刚刚达到人均3000美元的水平）。这样，外向型企业与打工仔的命运如出一辙。在此背景之下，靠国家的投资力托下滑、衰退的经济也是不得已之选择。
但我们想问的是，经济被托起之后的前进方向是什么？首先，中国的此次危机与美国不同，受冲击的对象主要是实体经济中的外向型企业，进而又影响到国内的上下产业链。如何防止下次类似危机对国内经济的严重冲击和传染，我们还必须要从国内找到源头。从短期来看，中国的外向型经济难以得到明显改变，但不再过度依赖国外市场、开放和开发国内市场，不仅是目前我们要做的事情，而且也是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所必须做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紧紧抓住世界经济预期逐步稳定和国内经济可望企稳的机会，寻找新的经济支撑点来短期内辅助、长期内替代政府支出工具。
我们认为，这一新的支撑有助于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其实现手段与途径就是要充分调动民间资本的潜力，打破行政垄断，彻底对内开放，特别是仍被国有企业垄断的一些行业，要采取措施积极鼓励支持民间资本的进入。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于今已处于一个新的起点。可以说，“市场化”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大方向。但我们之所以说中国改革开放处于一个新的起点，是指在主张市场化改革方向的改革者内部，已经明显地出现了既得利益团体，这一特征体现为其支持市场化的目的是为了使自己手中掌控的稀缺资源能通过市场的方式卖个好价钱，这类资产本来或者是属于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资源，或者是能够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更有效率地为全社会、全体公民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的。
今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度如何和广度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能够和平地解决既得利益团体与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所必需的打破垄断、公平竞争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解决得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经济今后“复苏”的频率。如果这一矛盾解决得好，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也就类似于解决了娜拉出走后的经济地位。如果这一矛盾解决得不好，恐怕不利的结果或影响还会继续存在。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